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党员登记-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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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党加强自身建设创造了条件。党员登记是纯洁队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手段。1941年，边区党委提出，为更好地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调节党的成分，洗刷落后、内奸分子，发展新党员，在干部审查结束以后，开展党员登记工作。（参见《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关于边区党的组织工作及今后任务报告提纲》（1941年1月13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甲2，1994年内部版，第293—294页。）在这一过程中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今天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为什么要进行党员登记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认为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远落后于党的政治影响，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为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党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1938年，中央决定打破党员发展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取消党的发展的错误倾向，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员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78页。）

　　中央大力发展党员的决定导致乡村党员发展出现突击动员现象。（参见杨英杰等：《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共产党人》第4期，1940年2月。）部分没有达到入党标准的革命同路人、落后分子涌入党的队伍，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也多流于形式。据张闻天在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农村中的党员对于同生产无直接关系的各种事情，如“参加政府与党的工作，学习文化与政治”的兴趣与积极性，大大减弱；甚至发展到有的党员要求“退党”，所谓“现在该轮流到别人来负担了吧”。直属乡所有党小组，均不能自动开会，必须支部书记亲自去，或专门委托村支部委员召集，才开得起来；但即便如此，党员还是到不齐，有的出门在外，有的称“忙”不来。在小组会上，照例是“上面”的人报告，并主持会议，大家听听表示同意（或者根本不听），就算完事，很少能展开讨论；小组会常常开得枯燥无味，或索性开不起来。（参见《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4—85页。）

　　与此同时，边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相关资料表明，边区党员的阶级成分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在延安市，1937年，党员中的工人占23.15％，贫农占45.55%；到1942年，分别下降到6.1％，29.5％。相反，中农却由16.4％上升到39％，富农由0.75％上升到3％，商人由12.65%上升到21.65%。过去占68.7%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现在却下降到35.6％；过去占19.05%的中农和中小商人，现在竟占了60.65%。参见石毅：《延市党员登记总结》，《解放日报》1942年6月21日。另以子长县南区三乡为例，52名党员中，革命前有14名贫农，现在增加到26名，中农由4名增加到20名，富农由2名增加到6名。（参见企真：《记子长南区三乡党员登记》，《解放日报》1942年9月14日。）面对贫农一天天上升为中农、中农一天天上升为富农的阶级变化，边区党委认为有必要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以调节党的阶级成分。

　　针对抗战初期党员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1939年，中央政治局作出巩固党的决定，主要包括：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参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39年8月25日），《共产党人》创刊号，1939年10月。）为贯彻中央决定，1940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审查组织成分的决议，要求各级党部要彻底地、有计划地审查各级党的组织成分，重新登记、鉴定党员干部，并把它作为整党工作的重要一环。（参见《边区党委关于继续审查党的组织成份给各级党部的指示》（1940年8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甲2，第146—147页。）为使党员登记落到实处，1942年，中共西北局提出党员合格与否的四项标准——“对人公道，对己模范，经常到会，缴纳党费”（石毅：《延市党员登记总结》，《解放日报》1942年6月21日。）。具体而言，“对人公道”就是要对各种革命负担、各种事情，都能站在大公无私的立场上公平合理地处置。“对己模范”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缴纳公粮、拥护军队、参加公益事业、学习识字乃至执行政策法令等方面，走在一般群众的前面。（参见“西北局组织部关于整党及整顿支部工作的指示、材料”（1945年4月13日—1945年11月2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7—190。）党的会议是研究党的政策、决议，讨论执行办法，解决具体问题的机制。党员参加会议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缴纳党费”是党员对党的物质帮助，也是党员应尽的义务。按照边区党委组织部的规定，“党员无特殊情形连续三个月不交纳党费者，即认为脱离组织”《边区党委组织部关于征收党费问题的通知》（1940年10月1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甲2，第187页。）。

　　二、党员登记的步骤和关键环节

　　根据边区各地党员登记的经验总结，党员登记是一个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的过程。就登记程序而言，一般包括个别填表，小组、支干会讨论，区委审查，县委审批等多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重点把握的是试验乡的挑选、个别谈话的内容、登记材料的核实等关键环节。

　　在登记过程中，首先挑选一个乡，进行登记试验；试验乡的挑选一般具有典型意义，代表了分区、县或乡的基本情况。试验乡选好以后，便详细了解情况，找些支部干事和党员，进行“调查漫谈”，了解支部历史、干部能力、党员数量、工作表现和群众关系等。（参见惠庆祺：《党员登记与试验乡》，《解放日报》1942年10月3日。）具体而言，调查支部的历史和环境，包括建党以来的历史发展，支部所在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各阶层群众的基本情况以及新老户的关系。在支部组织上，研究支干会的组织分工，支部干事的政治面貌、工作表现和家庭成分。研究支部工作时，还特别重视其对政策的执行、对政府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对党员教育的情况。最后是调查每个党员家庭经济地位的变化，研究每个党员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动员中的表现，如参加生产、整理自卫军和“抗战负担”等。（参见王国华、李兴旺：《登记党员前的准备工作》，《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3日。）自卫军是当时陕甘宁边区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抗日武装，进行整理是为了使它真正成为保卫边区的可靠力量。

　　情况了解以后，根据登记内容和试验乡的特点，订出党员登记谈话提纲。谈话提纲的要求是具体实际、通俗明了，一问就“解得开”；不能笼统地提些大问题，弄得党员像老虎吃天，没处下爪。对于这一点，《解放日报》举例说：如模范作用，若问：“你起不起模范作用？”这就使党员不但“没处下爪”，而且也很难为情；倒不如问他今年粮食“打了多少，报了多少，缴了多少，缴在前面还是后面”。问到“对人公道”时，不正面提出问题，只问他在什么事情上，说了些什么公道话。譬如，对于张家和王家的纠纷，是怎样说的；对于李家和赵家的负担分派，是怎样主张的。（参见惠庆祺：《党员登记与试验乡》，《解放日报》1942年10月3日。）提纲订好以后，便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把登记审查党员的道理讲清楚，使积极分子真正了解登记的意义，消除害怕心理、应付现象，从而激发他们积极参加登记工作的热情。

　　个别登记完成后，在登记材料提交小组会和支干会讨论前，还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调查方式包括：1、背后调查，即避开当事人，通过别的党员调查当事人的情况。这种调查的好处是本人不愿讲的，从他人口中可以得知。譬如，有的党员很怕自己的成分被定高了，“总不愿把自己的土地资财确实说出”（苏民：《曲子某乡党员登记》，《解放日报》1943年3月4日。）；有的把富农说成中农，把中农说成贫农。与此同时，好的典型也难以发现，特别是模范作用，很难从本人口中得到确实可靠的材料，需要从其他党员、群众的口中才能证实。2、会议调查，这种调查的好处是大家集中在一起，好的党员能起到推动作用，引导那些不大愿意说实话的向党实说，提高党员对党的认识。同时，大家一起谈，更可以证明“哪些是，哪些非”，不会使个别党员遭受冤屈。（参见王国华：《登记党员的一些经验》，《解放日报》1942年7月19日。）

　　从党员登记的相关材料看，边区各县做到四个条件的党员都是少数。如延安县川口区一乡支部55个党员中，够四个条件的8人，三个条件的41人，一个条件的6人。固临县庞元区四乡30个党员，够四个条件的1人，三个条件的7人，两个条件的11人，一个条件的9人，完全不够条件的2人。富县已登记过的103名党员中，够四个条件的23人，三个条件的33人，二个条件的17人，一个条件的15人，不够条件的15人。（参见“西北局组织部关于整党及整顿支部工作的指示、材料”（1945年4月13日—1945年11月2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7—190。）在党员登记过程中，我党还特别注意边开展工作边进行指导。《解放日报》指出：由于边区各地社会生态的差异，基层党组织需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登记标准的尺度。这是因为支部历史较久的，工作往往较好；历史较短的，工作往往较差。在老区，党员已经习惯了“交纳党费”和“经常到会”，最要紧的是“对己模范”和“对人公道”两条。新区的党组织才建立不久，党员没有习惯党的生活，甚至“交纳党费”和“经常到会”，还不能自觉自愿地做；“对己模范”和“对人公道”，也不能完全领会其意思。因此，对革命老区的党员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对革命新区的党员则适当降低要求。四项标准虽然是不变的，但运用起来，“必须按不同的地区而加以伸缩”（邹群峰：《登记党员的经验》，《解放日报》1942年9月30日。）。

　　经过党员登记，各县均洗刷了一批不合格的党员。譬如：1、“发财党员”，由于家庭经济的发展而远离了党。2、“老好党员”，开会是“误不起工”，交党费是“穷”没钱，做工作是“没本事，解不下，说不来”。（石毅：《延市党员登记总结》，《解放日报》1942年6月21日。）3、“二流子党员”，利用担任工作的名义，不参加生产，抽烟、赌博，当阴阳巫神，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参见王国华：《登记党员的一些经验》，《解放日报》1942年7月19日。）4、“投机份子”，革命前，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在革命高潮到来时，趁机混进党内，为的是保护自己，发点“洋财”，“痛快一下”；入党后，为人不正派，做事不公道，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与党组织的发展。（参见企真：《记子长南区三乡党员登记》，《解放日报》1942年9月14日。）

　　三、党员登记的标准转换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检讨边区各项工作存在的问题。会议提出，破除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束缚，从革命与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参见林伯渠：《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闭幕词》（1943年1月14日），《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318页。）

　　为贯彻高干会精神，支部建设的重点开始转向领导农业生产。随着这一中心任务的逐步展开，乡村党员登记四项标准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据吴堡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韩文潮在任家沟进行党员登记时的调查，部分党员之所以不起作用、威信不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务正业、生产不积极。由于生产不好，庄稼收成比一般群众差，只能凭着“东挪西借”过光景，因之群众“瞧不起”，也不敢主持公道，不能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自然也不能起模范作用。即便对党十分忠诚、工作十分积极的党员，倘若整天忙于“跑腿”开会，而不挤出时间去努力生产，把庄稼做好，威信也不会高，作用也不会大。那些能够起作用的、有威信的党员都是努力生产，庄稼经营得好的。由于“庄稼每年都比人家要多收获一些，生活也好些，所以他们每人都能团结五六个群众”（韩文潮：《测量农村党员的几个标志》，《解放日报》1943年1月4日。）去实现党的政策与决定；同时，也能主动教育群众，并做些其他有利于党的工作。韩文潮由此指出，生产情况是测量农村党员进步与否的最重要标准。

　　党员登记过程中忽视生产这一条，与“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有关。抗战初期，党内存在着把资本主义思想与发展经济不恰当地联系起来的错误倾向，从而影响了党对乡村工作的领导。譬如，支部只注意党员在“动员工作”中的“模范”作用，而没有关注他们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对于那些早起迟归、终日辛勤耕作的党员，因为少了几次“到会”，就说，“某某受苦好，但是常不到会”，“某人常不到会，还算什么党员”；甚至有支部要把那些常年在外驮运的长脚户党员开除出党。与之相反，那些不事生产或不积极生产的党员，由于时间多，“开会能到”，成了工作“积极”的典型；但这种人生活要公家救济，在群众中没有好影响，实则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参见赵志：《领导生产应成为农村支部的首要职责》，《解放日报》1943年1月25日。）

　　针对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阶级成分变化，《解放日报》刊文指出，民主革命阶段，边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党的社会基础发生某些变化。在未分配土地的区域，觉悟的雇农、贫农是党的主要基础；在已分配土地的区域，勤劳的雇农、贫农上升为中农，这种中农就成为党的主要基础；一部分革命后成长起来的忠实于党与革命的富农，也是好党员。（参见《关于吴满有的方向——覆赵长远同志的信》，《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

　　为解决乡村党员登记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1943年西北局组织部制定乡村支部、党员调查提纲，就党员登记而言，着重调查“所谓好的、中等、坏的党员标准现在是根据什么条件确定的？将以什么标准才对？对坏党员如何处理？对中等的党员应采取什么办法来提高他们才更有效？”（《西北局组织部关于农村党员、支部、区委情况调查提纲》（1943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甲4，1994年内部版，第110页。）

　　调查发现，自1941年以来，边区党委对“党员干部质量的估计不足”，或者说，对乡村党员基本情况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譬如，认为多数党员思想“异常低落，且受着封建残余思想的某些影响”，对于他们的“政治提高与思想的改造比较困难”；认为边区“有50％以上的不足党员的条件，10％的落后与不良分子”。由此带来组织工作的消极、保守，在组织问题上不是发展党员，而是“大量洗刷党员”。在延安与安塞，近三年来减少了2000多名党员。结果，绝大多数党员年龄在30岁以上，青年党员则很少，以致影响到党的组织发展与干部培养。（参见《高岗在党务工作座谈会上关于组织工作的基本总结与今后方针的指示（摘要）》（1944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甲5，1994年内部版，第172—174页。）延安与安塞的情况，在边区具有普遍意义。据1944年的统计，边区党员只占总人口的2.79％。农村中党员的分布更不平衡，延属分区有20个乡没有党支部；绥德分区和关中分区，没有党员的乡有9个，没有党员的自然村有1712个，占所有自然村的35.76％。党员发展的滞后，再一次折射出党员登记中存在的问题。（参见《西北局组织部关于整顿农村支部工作问题材料》（1945年4月13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甲6，1994年内部版，第220—221页。）乡村党员登记必须寻找新的路径。

　　在进行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4年1月12日，西北局委员会向西北局组织部提出，否定原来的党员登记的四项标准，确定“努力生产，对敌斗争”为边区党员的新标准，并在发展生产、对敌斗争中吸收新党员入党。（参见《西北局办公厅通知——关于西北局组织部一九四四年工作的决定》（1944年1月1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甲5，第4页。）4月，西北局办公厅召开“关于边区农村支部组织及群众团体组织形式”等问题的座谈会，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过去四项标准太抽象，是形式主义的东西，还是生产好、除奸及与反革命作斗争英勇这两个条件好。发展党员的对象应是反顽锄奸斗争中的积极分子、生产中的劳动英雄、生活中有威信的群众。（参见《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材料》（1944年4月14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乙，1994年内部版，第135—142页。）据此，1945年，西北局组织部对于农村支部发展新党员提出三个条件：好劳动，能公道，能工作。同时，对于已发展的党员，也提出了新的标准：热心工作，主张公道，积极生产，努力学习；或为革命斗争，遵守纪律，积极生产。（参见《西北局组织部关于整顿农村支部工作问题材料》（1945年4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甲6，第225—226页。）至此，以发展生产为契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边区群众与党的共同利益所在，找到了乡村党员发展与登记的路径。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党员登记，经历了一个逐渐摆脱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束缚，把党的发展与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在满足群众需要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党的战斗力的过程。通过梳理这一发展脉络，可以透视当时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轨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乡村党员登记过程中，我党不断适应形势的变化，注重调查研究，及时调整政策，进行自我纠偏。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是我党不断走向成熟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竭动力。〔作者王建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518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