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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

  160年前即1851年的1月11日,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在广西转战了近一年半时间。1852年6月,杨秀清率军冲出蓑衣渡,进入湖南。入湘后的太平军,如蛟龙入海,立刻翻起巨浪。太平军所向披靡,连克永明、益阳、岳阳、武昌。从武昌出发进军金陵,太平军万船齐发,又有陆师夹江而行,号称50万大军。太平军自武昌经安徽、江西,直抵金陵,势如破竹,清军无力招架。虽然南京城高墙厚,也只用了十天时间就被攻破。太平军发展如此之快,战斗力如此之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一个坚强廉洁的领导班子。太平军的领袖们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良好的作风增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然而这样一个领导班子在进城之后就迅速蜕化,最终导致天京政权的败亡,这其中的原因与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深刻总结并引以为戒的。

  过早建都丧失锐气。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3月29日,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建都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可见,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73页)占领南京当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洪秀全、杨秀清们理应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率主力部队越过长江,乘清军已如惊弓之鸟之际,向江北推进。时值三月,天气转暖,士兵生活容易适应,加上皖北、山东饥民甚多,太平军一到,饥民相率加入太平军,形势当会有重大发展。建都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还未推翻,革命的历程正急速地向前发展之时,突然停止了脚步,这就给清廷留下极大的喘息机会。清军在惊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使太平军的作战部署不得不以护卫天京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太平军战略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由于贪图安逸而逐渐丧失了革命锐志。

  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朱元璋信奉白莲教等等。但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了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如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取缔白莲教,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作为教主,他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却失去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利。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了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认。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洪秀全作为天王,却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杨秀清的权力过大,造成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局面。其实,洪秀全并不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假若在金田起义或永安封王时就取消拜上帝教,一切按新建立的组织行使职能,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就自然消失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权力就能集中。由于王权和神权并行,神权实际上又高于王权,而神权又落在大臣杨秀清手中,这就必然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这两人的矛盾又必然要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

  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天国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648页)洪秀全向教徒灌输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袭杀时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权能,人们自然不会和先前一样,虔诚地去信所谓的皇上帝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导致分散主义滋生,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

  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即《太平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来规定自己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

  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

  杨秀清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农民起义领袖,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连韦昌辉、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过。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了一场灾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滥杀。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20万精兵远离天京。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败。

  当然,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起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需要明确的是,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对近代中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它最早实践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义和团、辛亥革命等构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几个高潮。另外,它主张对外开放、发展本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式农民战争的局限,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苏双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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