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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当年入校的工农兵学员,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只有小学毕业,听不懂课,记不了课堂笔记。但是,这些学员都是毛主席“请来的”,所以别人不得歧视、不得有微辞。学校安排中文系的老师集中给大家上语法课,从基础学起。一开始在百人的小教室里,后有多达千人来听课,学校干脆安排教师在大礼堂里讲课。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果然了得,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终身受益。

作者(后排中)和同学,在北京大学校门前合影。(来源:文史月刊)

  本文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7期,作者:李荣欣,原题:《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上个世纪70年代,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革命”,这就是你只要被推荐,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不经考试就能进入大学上学,这些人被冠名以“工农兵学员”。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发端在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其肇始也在北京大学。我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

  一

  1969年,我入伍进川,在成都军区某通信总站当战士,由于表现好、文化程度高(我是老三届,1967年高中毕业),很快就当上了连队的文书又入了党。入伍第二年的8月22日,也就是1970年的8月22日,我随总站站长从重庆出差回到成都,指导员找到我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北京大学学外语,这个表格你填一下。”由于“文革”,我没能考成大学,没想到入伍后倒被组织推荐上大学,而且是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着实高兴,急忙问指导员:“学哪门外语?”指导员说:“听军区干部部的人说学印地语。”我又问他:“印地语是哪国的语言?”“大概是美国的,美国不是有印第安人吗?可能是他们的语言,你们学了印地语,可能将来到美国帮助印第安人闹革命。”能出国闹革命?他这一说,我就更高兴了。直到入了学,才知道印地语就是印度语,与印第安人风马牛不相及。

  总站共有两人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我去北京的校本部,另一位去江西鲤鱼洲的北大分校。入北大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也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在北京北大校本部,一部分去江西鲤鱼洲。在北京校本部的学员大部分是短训,学习一年时间,去江西鲤鱼洲的是重点培养,学习两年以上。我是8月25日从成都乘火车到北京的,29日发了写有“北京大学”字样的校徽和盖有“北京大学”钢印的学生证。签发单位是“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当时,北大大部分系都招了新生,9月1日前陆续报到。后来知道,包括短训班一共是一万多名新生。有人说北大是“三个教职员工保障一个学员”,当时北大教职员工是三万多名。学外语的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基本上都是解放军学员,那时的战备观念很强,是为部队普及外语喊话和搞情报培训教员和人才的。校本部的工农兵学员中,解放军学员占一半。我们印地语专业的一百多名解放军学员,来自成都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

作者的北京大学学生证(来源:文史月刊)

  二

  由于“文革”的破坏,北大校园显得很是萧条和破败,门窗破烂、垃圾成堆。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打扫卫生、清运垃圾。由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组织,我们一连干了几天,才使学校基本恢复了原貌。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全称是“×××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部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进驻北京大学的工宣队是北京新华印刷厂和北京木材厂的,军宣队是8341部队和63军的。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是北大党委书记,但他基本上是挂名,具体工作由63军的副政委王连龙和政治部副主任刘信负责。模仿解放军的建制,学员们编为班、排、连。班长由学员担任,排长由学员或教师担任,连长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担任。解放军学员中各军区来的带队的作指导人员,连长不在时他们履行连长的职责。一开始,招呼学员的工作多由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负责,几个月后,可能是感到厌烦,他们都退到了二线,出操、开会等集体活动都由各军区来的带队人员施行。地方学员集中的中文、历史、数学等系一直由驻校工宣队和军宣队来管理。

  9月1日,全校师生集中到北大东南角的大操场举行了开学大会。会议由杨德中主持。记得江青、姚文元等出席了大会,当时中央正在开会,听说他们是请了假来北大参加开学典礼的,典礼一结束,他们就匆匆坐车走了。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说他老人家对工农兵学员入大学很重视,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江青讲了话,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也在主席台就座,最后让她讲话,她就应付了几句。从座次看,聂当时已不很受宠。

  开学典礼的第二天,正式上课学习,大多数系的学习内容和“文革”前的大同小异,只是政治活动很多,动辄就集中开会、集中讨论。说是“上、管、改”,其实每天只能听工、军宣队摆布,文化课的时间很少。我们解放军学员只得联名给学校递了意见书。周恩来对北大和清华的工农兵学员的学习很重视,曾在深夜接见了学员代表和各军区来的带队人员,对学习等事情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

作者(中)和同学,在北大校园内毛泽东塑像前合影。(来源:文史月刊)

  三

  四十年了,当初经历的有些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年入校的工农兵学员,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只有小学毕业,听不懂课,记不了课堂笔记。但是,这些学员都是毛主席“请来的”,所以别人不得歧视、不得有微辞。学校安排中文系的老师集中给大家上语法课,从基础学起。一开始在百人的小教室里,后有多达千人来听课,学校干脆安排教师在大礼堂里讲课。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果然了得,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终身受益。

  一开始,给工农兵学员授课的都是年青教师。听说“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助教是没有授课资格的。这时不但他们有,就连助教都不是的“鸡毛”们都来讲课了。所谓“鸡毛”,系指1964、1965届毕业留校的学生。他们入学一年甚至半年,“文革”就开始了,上的文课少,掌握的专业知识也少得可怜,根本达不到做大学教师的水平。当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时,决策者们就用毛主席“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这话来回应。从此,这些留校生就被人戏称为“鸡毛”。可是,一开始踌躇满志的“鸡毛”们,几节课下来就捉襟见肘了,不到一个月就讲不下去了,学员们纷纷要求换人。校革委只好把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从江西鲤鱼洲叫了回来。这时,“鸡毛”们也都自愿加入到学员的行列,乖乖地听起了课。

  我们刚进北大的时候,除了周培源等几个毛主席、周总理钦点的教授在正常生活、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还在被“专政”,还在“劳动改造”。我们东语系学生生活、学习的那栋楼,楼门口的传达就由阿拉伯语专业的马坚教授充任,楼内厕所的卫生由日语专业的一位小个教授打扫。有人说他俩是“坏人”。一个星期天,我同几个战友准备上街去逛,途经传达室的时候,马坚教授正在看外文书籍,他对我们说:“你们来北大学习,是一次好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点知识,不要跟着他们胡闹。否则,将来会后悔的。”我们很是感激。后来,有空闲我们就去传达室同他们攀谈,很受教益。

  我在校园里,几次看到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夹着手杖从校园大东北角的宿舍区,走着去大西南角的行政区听训话。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文革”前是北大东语系的系主任,当时校方专门把他叫回来,负责印地语专业的讲义编写,我们因此有了朝夕相处的接触。季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对学员十分的真诚。交给他编的讲义,要求一星期拿出来,他往往一天就编了出来,提前几天打印好发到学员手中。他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也没有,一有空闲,就到我们宿舍和我们推心置腹地交谈,有时还请大家去他家中做客。当时的北大教师之间派性严重,有人借清查“五一六”,往季先生身上泼脏水,他在大会上把他“文革”以来每天的活动讲得一清二楚,并且都有证人,使居心叵测的人无懈可击。当时校方有一个指示:确因教学需要,可以让一些“有问题”的教师,把“问题”在大会上说清楚,解脱出来参加教学,是党员的可以恢复组织生活。季先生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东语系全体工农兵学员的共鸣,全体党员一致鼓掌赞成恢复他的党员资格,让他参加正常的教学和组织活动。季先生十分激动,当即掏出身上带着的一千五百多元钱交纳了党费。这一千五百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可以买一万多斤面粉、可以给近二百个解放军学员发一个月津贴。

  我们结业离开北大时,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不顾年老体弱,顶着大太阳跑到北京站来送我们,火车开动了,他们还站在月台上挥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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