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进北大：有人小学毕业听不懂课不会记笔记-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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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当年入校的工农兵学员，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只有小学毕业，听不懂课，记不了课堂笔记。但是，这些学员都是毛主席“请来的”，所以别人不得歧视、不得有微辞。学校安排中文系的老师集中给大家上语法课，从基础学起。一开始在百人的小教室里，后有多达千人来听课，学校干脆安排教师在大礼堂里讲课。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果然了得，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终身受益。

作者（后排中）和同学，在北京大学校门前合影。（来源：文史月刊）

　　本文摘自：《文史月刊》2006年第7期，作者：李荣欣，原题：《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上个世纪70年代，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革命”，这就是你只要被推荐，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不经考试就能进入大学上学，这些人被冠名以“工农兵学员”。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发端在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其肇始也在北京大学。我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

　　一

　　1969年，我入伍进川，在成都军区某通信总站当战士，由于表现好、文化程度高（我是老三届，1967年高中毕业），很快就当上了连队的文书又入了党。入伍第二年的8月22日，也就是1970年的8月22日，我随总站站长从重庆出差回到成都，指导员找到我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北京大学学外语，这个表格你填一下。”由于“文革”，我没能考成大学，没想到入伍后倒被组织推荐上大学，而且是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着实高兴，急忙问指导员：“学哪门外语？”指导员说：“听军区干部部的人说学印地语。”我又问他：“印地语是哪国的语言？”“大概是美国的，美国不是有印第安人吗？可能是他们的语言，你们学了印地语，可能将来到美国帮助印第安人闹革命。”能出国闹革命？他这一说，我就更高兴了。直到入了学，才知道印地语就是印度语，与印第安人风马牛不相及。

　　总站共有两人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我去北京的校本部，另一位去江西鲤鱼洲的北大分校。入北大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也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在北京北大校本部，一部分去江西鲤鱼洲。在北京校本部的学员大部分是短训，学习一年时间，去江西鲤鱼洲的是重点培养，学习两年以上。我是8月25日从成都乘火车到北京的，29日发了写有“北京大学”字样的校徽和盖有“北京大学”钢印的学生证。签发单位是“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当时，北大大部分系都招了新生，9月1日前陆续报到。后来知道，包括短训班一共是一万多名新生。有人说北大是“三个教职员工保障一个学员”，当时北大教职员工是三万多名。学外语的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基本上都是解放军学员，那时的战备观念很强，是为部队普及外语喊话和搞情报培训教员和人才的。校本部的工农兵学员中，解放军学员占一半。我们印地语专业的一百多名解放军学员，来自成都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

作者的北京大学学生证（来源：文史月刊）

　　二

　　由于“文革”的破坏，北大校园显得很是萧条和破败，门窗破烂、垃圾成堆。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打扫卫生、清运垃圾。由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组织，我们一连干了几天，才使学校基本恢复了原貌。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全称是“×××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部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进驻北京大学的工宣队是北京新华印刷厂和北京木材厂的，军宣队是8341部队和63军的。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是北大党委书记，但他基本上是挂名，具体工作由63军的副政委王连龙和政治部副主任刘信负责。模仿解放军的建制，学员们编为班、排、连。班长由学员担任，排长由学员或教师担任，连长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担任。解放军学员中各军区来的带队的作指导人员，连长不在时他们履行连长的职责。一开始，招呼学员的工作多由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负责，几个月后，可能是感到厌烦，他们都退到了二线，出操、开会等集体活动都由各军区来的带队人员施行。地方学员集中的中文、历史、数学等系一直由驻校工宣队和军宣队来管理。

　　9月1日，全校师生集中到北大东南角的大操场举行了开学大会。会议由杨德中主持。记得江青、姚文元等出席了大会，当时中央正在开会，听说他们是请了假来北大参加开学典礼的，典礼一结束，他们就匆匆坐车走了。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说他老人家对工农兵学员入大学很重视，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江青讲了话，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也在主席台就座，最后让她讲话，她就应付了几句。从座次看，聂当时已不很受宠。

　　开学典礼的第二天，正式上课学习，大多数系的学习内容和“文革”前的大同小异，只是政治活动很多，动辄就集中开会、集中讨论。说是“上、管、改”，其实每天只能听工、军宣队摆布，文化课的时间很少。我们解放军学员只得联名给学校递了意见书。周恩来对北大和清华的工农兵学员的学习很重视，曾在深夜接见了学员代表和各军区来的带队人员，对学习等事情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

作者（中）和同学，在北大校园内毛泽东塑像前合影。（来源：文史月刊）

　　三

　　四十年了，当初经历的有些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年入校的工农兵学员，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只有小学毕业，听不懂课，记不了课堂笔记。但是，这些学员都是毛主席“请来的”，所以别人不得歧视、不得有微辞。学校安排中文系的老师集中给大家上语法课，从基础学起。一开始在百人的小教室里，后有多达千人来听课，学校干脆安排教师在大礼堂里讲课。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果然了得，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终身受益。

　　一开始，给工农兵学员授课的都是年青教师。听说“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助教是没有授课资格的。这时不但他们有，就连助教都不是的“鸡毛”们都来讲课了。所谓“鸡毛”，系指1964、1965届毕业留校的学生。他们入学一年甚至半年，“文革”就开始了，上的文课少，掌握的专业知识也少得可怜，根本达不到做大学教师的水平。当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时，决策者们就用毛主席“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这话来回应。从此，这些留校生就被人戏称为“鸡毛”。可是，一开始踌躇满志的“鸡毛”们，几节课下来就捉襟见肘了，不到一个月就讲不下去了，学员们纷纷要求换人。校革委只好把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从江西鲤鱼洲叫了回来。这时，“鸡毛”们也都自愿加入到学员的行列，乖乖地听起了课。

　　我们刚进北大的时候，除了周培源等几个毛主席、周总理钦点的教授在正常生活、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还在被“专政”，还在“劳动改造”。我们东语系学生生活、学习的那栋楼，楼门口的传达就由阿拉伯语专业的马坚教授充任，楼内厕所的卫生由日语专业的一位小个教授打扫。有人说他俩是“坏人”。一个星期天，我同几个战友准备上街去逛，途经传达室的时候，马坚教授正在看外文书籍，他对我们说：“你们来北大学习，是一次好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点知识，不要跟着他们胡闹。否则，将来会后悔的。”我们很是感激。后来，有空闲我们就去传达室同他们攀谈，很受教益。

　　我在校园里，几次看到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夹着手杖从校园大东北角的宿舍区，走着去大西南角的行政区听训话。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文革”前是北大东语系的系主任，当时校方专门把他叫回来，负责印地语专业的讲义编写，我们因此有了朝夕相处的接触。季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对学员十分的真诚。交给他编的讲义，要求一星期拿出来，他往往一天就编了出来，提前几天打印好发到学员手中。他一点大学者的架子也没有，一有空闲，就到我们宿舍和我们推心置腹地交谈，有时还请大家去他家中做客。当时的北大教师之间派性严重，有人借清查“五一六”，往季先生身上泼脏水，他在大会上把他“文革”以来每天的活动讲得一清二楚，并且都有证人，使居心叵测的人无懈可击。当时校方有一个指示：确因教学需要，可以让一些“有问题”的教师，把“问题”在大会上说清楚，解脱出来参加教学，是党员的可以恢复组织生活。季先生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东语系全体工农兵学员的共鸣，全体党员一致鼓掌赞成恢复他的党员资格，让他参加正常的教学和组织活动。季先生十分激动，当即掏出身上带着的一千五百多元钱交纳了党费。这一千五百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可以买一万多斤面粉、可以给近二百个解放军学员发一个月津贴。

　　我们结业离开北大时，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不顾年老体弱，顶着大太阳跑到北京站来送我们，火车开动了，他们还站在月台上挥手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