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28日，春天的北京，生机盎然。

　　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

　　邓小平提到，苏联建立戈尔巴乔夫体制以来，在整个姿态和言论上对中国有了变化，但还不是根本性的变化。在外交场合，邓小平表示了对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

　　4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比利时首相马尔腾斯之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比利时记者问：“到目前为止，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问题中，你认为哪一个最难解决？换句话说，对你们来说，在哪个问题上你们最坚持？”

　　邓小平似乎对比利时记者的问题早有准备，他冷静地回答：

　　“这三个问题同等重要。中苏关系要真正实现正常化，必须逐步消除这三个障碍，因为它们构成了对中国的威胁。如果说同时消除这三个障碍在苏联方面有困难，我们认为可以逐步来消除，可以先从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做起。看来对苏联来讲，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是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样做对苏联没有任何损害，苏联仍然能保持同越南的关系。如果苏联方面抱着明智的态度，就可以先从这件事情做起。”

　　邓小平不失灵活、变通，而且现实地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10月，邓小平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人民大会堂热烈拥抱。齐奥塞斯库再次充任改善中苏关系的“鸿雁”。

　　会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忽然问齐奥塞斯库：“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

　　得到肯定回答之后，邓小平郑重地说：“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办到，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晤。”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发表了海参崴讲话，重申：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隔开的边界，将变成和平与友好的地带。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苏联将分阶段地从阿富汗撤军，1986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6个团。目前，我们正在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一大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细心的人们发现，发言人对戈尔巴乔夫的称谓用的是“总书记”，而当年对勃列日涅夫的称谓则是“主席”。称呼的变化，意义深远。

　　1986年9月初的一个上午，82岁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美国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

　　华莱士问：“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

　　邓小平回答：“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番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内部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华莱士接着问道：“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是不是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邓小平机智地回答：“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不大。”

　　华莱士坦率地说：“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微笑着说：“我再说一遍，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老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到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使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从1987年起，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

　　1988年6月中旬，苏方突然提出中苏就柬埔寨问题举行专门磋商。中方表示同意，并建议为此举行两国副外长工作会晤。

　　6月下旬，中苏副外长级工作会晤在北京顺利举行。

　　1989年2月1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抵达北京，为中苏最高级会晤做准备。中国外长钱其琛受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委托，向谢瓦尔德纳泽转达对戈尔巴乔夫的正式访华邀请。

　　谢瓦尔德纳泽离开中国之前，送给邓小平4本装帧精致的书。

　　“这是新版的俄文本《邓小平文选》，请您在上面签名。”

　　邓小平接过书，微笑着在四本书的扉页上一一签上：“邓小平，1989年2月4日。”

　　1989年5月14日上午10点，戈尔巴乔夫和夫人乘坐的专机从莫斯科机场起飞，飞往中国。

　　外交礼仪如何把握分寸，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说：

　　“全世界都注视着中苏高级会晤，在接待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礼仪等安排上不要太热，要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

　　邓小平还叮嘱，此点务必同苏方谈具体礼宾安排时向他们打个招呼。

　　专机平稳降落在北京。身着深蓝色西装、胸佩紫红色领带的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出现在机舱门口。

　　走下舷梯，戈尔巴乔夫踏上了中国国土。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时空，跨越了30年的鸿沟。

　　杨尚昆主席主持了欢迎仪式，军乐队高奏苏联国歌《伟大的祖国》和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鸣迎宾礼炮21响，随后，杨尚昆陪同戈尔巴乔夫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欢迎仪式进行了7分钟，戈尔巴乔夫乘坐从莫斯科运来的特制的“吉斯”牌防弹车，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

　　当天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杨尚昆主席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戈尔巴乔夫一行。

　　热情的《迎宾曲》中，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在好客主人的陪同下来到宴会厅。

　　等候在宴会厅里的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鼓掌欢迎戈尔巴乔夫和夫人。当戈尔巴乔夫走到歌唱家郭淑珍面前并听说她曾经留学苏联时，他笑着说：“这是遇到老熟人了。”

　　杨尚昆主席在宴会上致欢迎词。他说：

　　“中苏两国是山水相连的近邻，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在过去的岁月中，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今天，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戈尔巴乔夫致答词时说：

　　“这几天，在中国首都正在发生着一件从各个角度来讲都非同寻常的事件，这就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有着7，500公里长的共同边界的国家，已将其关系转到稳固的、健康的基础上来，这就是30年来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进行的首次会晤。”

　　“这次会晤来之不易，要求双方表现出智慧和责任感，坚持不懈地克服很多年来沉重地笼罩在我们关系之上的消极的积垢和成见。”

　　“今天，我们有理由说，苏中关系正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宴会之后，杨尚昆主席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