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子忆父亲：维护领导威望至死不写调粮原委-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首播

重播

　　2007年12月，我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Vogel）有过长达一整天的谈话，对于四川调粮问题，傅高义说：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调粮的紧迫性。他指出，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四川调粮动用过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这位教授的话，令我深思。

　　半年之后，我在哈佛大学再次见到傅高义教授，他请我在教授俱乐部午餐，又带我去见刚任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教授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在马教授的办公室，我们用英文作了深谈。马教授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则没有获准发行。他在书中多次写到李井泉，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引述了李在中共八大的讲话，说李在会上“批评了农村实行的商业政策——不合理的定价，按照行政区的划分设立商业机构，限制小商贩的活动，打乱了过去的自然流流转路线”。他在书中还写到，李井泉对1956年农村实行的跃进保持了了冷静，因而在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马教授送给我他的新作《毛的最后革命》，并在书的扉页签名。我很感动，这些与父亲素不相识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如此严肃和执着，秉公执理，还原事实，令人肃然起敬。我由此想到哈佛的校训，诚实，正直，严谨，对真实的追求。

　　父亲的言传身教

　　1940年，父亲在延安与肖里相识，次年结为夫妻。两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两人的感情始终如一。在战争年代，他们有五个儿子相继出生，每个孩子的取名来自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取名黎风，明清，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过“黎明风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泽东对“七大”的总结“巨大统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泽东的文句“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排行第五，叫“在望”，出自毛泽东所写的“新年祝词”标题“胜利在望”。我在文革结束后，把名字改成了“再望”，因为我经历了大难而不死，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战争年代，父母的战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子女，我们家儿子多，父母就把儿子送人。三哥送给孙志远（原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弟弟华川送给张经武（原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把我送给了申国藩（原成都市委监委常务委员，老红军）。我们家兄弟因此有不同的姓，各住一方。

　　父亲和贺龙在战争年代就结下生死之交，解放后我大哥一直住在贺龙家，二哥到北京念书后也住在贺龙家。四哥到北京念书后住在孙志远家。从1962年到文革初期，我和两个妹妹一直在四川，与父母住在一起。

　　父亲一年到头忙工作，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很少过问。“读书要靠自己，生活要靠自己，将来工作更要靠自己，”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兄弟姐妹考大学选专业，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每次都说，通通去学数理化，学技术，今后谁也不要从政，也不要经商。于是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考上了清华大学，分别学工程物理学和无线电电子学，二哥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弟弟张华川进了南开大学学半导体，大妹妹李大蓉进了江西医学院学医，二妹李力清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三哥孙巨在美国读完博士，取得两项技术专利，美方想要留用他，给出很高的待遇条件，父亲闻知，要他回国工作，三哥很快就回来了。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生涯，在长征中，他先后在第一、第四、第二方面军任职，两过草地，历尽艰险，是我军少有的参加过长征的三个方面军的红军高级将领。我曾多次问他长征经历，他都不肯说。只有一次吃晚饭时，他突然谈到过草地吃牛皮的往事，说牛皮很难煮烂，硬邦邦的，咬不动，咽下去后肚子疼。

　　1965年末，我们中学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舞蹈《秋收暴动》，我演了一个红军战士，父亲闻知非常高兴，这个节目在成都人民公园为群众演出时，他亲自来看。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Salisbury）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四川采集素材，我几次接待陪同他。他得知我父亲是长征将领，想要做采访，我打电话到北京，父亲没有同意。后来索尔兹伯里通过我请父亲推荐关于长征的书，父亲对我说，杨成武写的《忆长征》符合事实。当时书店脱销，父亲就把他读过的那本给了我。我把书寄往美国，索尔兹伯里收到后十分高兴，当即给我来信表示感谢，以后又来信说，这本书对他写作很有帮助。

　　父亲的经历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很有价值，我曾数次提议为他录音，把他的回忆保留下来，但他不同意。他说，好多人写的回忆录都不符合事实，编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写得很了不起，吹得过了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

　　关于父亲的许多往事，我是陆续从一些文献和文集里看到的。2001年，中共建党八十周年之际，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单位联合制作了一部大型电视文献专题片《使命》，这部文献片的第三集介绍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只能选七十人，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要照顾“山头”，必须要把井冈山那批人里拿掉几个人，一个李井泉，一个陈光。90多岁的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说：“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父亲在世时，从来没对我们讲过这件事。对于官位、荣誉，他看的很淡。

　　抗日战争初期，中央派他率游八路军120师358旅的游击支队北出绥远，在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创建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功勋。1942年，他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我军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李井泉同志生平》中，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李井泉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四川文物收藏家樊建川先生在建川博物馆《中流砥柱馆》，专版展览了李井泉的抗战事迹和照片，并在“壮士广场”为他立像。樊建川对我说，他父亲是跟随贺龙、李井泉的部队南下解放成都的，他父亲生前对他说，李政委是我们的好领导，是抗战的功臣。

　　文革中，父母遭受林彪、“四人帮”集团残酷迫害，母亲在秘密监狱被迫害致死。我的二哥在北航被造反派拷打致死。其他兄弟姐妹也无一幸免，四哥、弟弟被关进北京“黑干子女学习班”强迫“改造”，大妹妹和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学校牛棚“劳改”。文革结束时，北航准备处理打死我二哥的两个学生，征求我父亲意见时，父亲强忍悲痛说，参与打人的学生当时还年轻，不懂事，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和蒙蔽，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他们一个出路。这两个学生得以“解脱”，分配了工作。

　　得知肖里被迫害致死的噩耗，许多老同志感到悲愤。1972年，邓小平伯伯和卓琳阿姨在江西把我和两个妹妹接到他们家过年，邓伯伯亲自下厨房为我们炒菜做饭，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

　　1978年，父亲到四川参加了肖里同志骨灰安放仪式。那一天前来参加仪式的老同志很多，许多人泣不成声。父亲与他们一一握手，致以感谢。会后他立刻去了自贡、江津、宜宾、达县、万县等多个地方，勉励当地同志把对“四人帮”的痛恨化作建设国家的动力。

　　父亲多年来积劳成疾，加上文革期间身心受到极度摧残，身体每况愈下，腹部动脉长了血管瘤，住进北京医院，为防病灶扩散，他的下肢被截除。我与父亲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10月，我从英国回来路过北京，到医院看望他。当时他已不能讲话，也不能进食，全靠鼻饲维持营养，事实上已是植物人。我握着他几乎干枯的冰凉的手，想对他说几句话，却没有说出来，他已经听不到儿子的声音了。他把许许多多的事放在心里，默默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在我心中，父亲永远是那座无言的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