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士绅开启立宪时代现代史起点或可改写-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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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梁氏该文发布之际，未在朝廷获得任何反应。但可以看到的是，若干年后，清廷在各种压力下被迫走上立宪道路时，他们的作为，无论派大臣出洋，还是诏称预备立宪，乃至宪法成型的环节，几乎就是踩着当年梁氏拟定的步骤往前走。就此而言，梁任公不愧为清末立宪运动的“总设计师”。

　　1900年－1905年为立宪运动鼓吹阶段，它以梁启超为首倡，复以士绅为主导；同时朝廷以“新政”名义开始清末改革。1906年－1911年为第二阶段，新政改革与士绅立宪合流，立宪进入制度运作阶段。从整个过程来看，士绅为立宪前驱，它促动与引领了体制向宪政方向推进。其中，贯穿运动首尾并能成为立宪知识领袖的人物，非梁启超莫属。梁启超以区分国体与政体、维持国体变更政体为内容的改革设计，为晚清改良立场的升华和政治改革的深化同时找到了切实的路径

　　这是一个世纪最初的十年，也是一个朝代最后的十年。

　　1900年－1901年，历史车轮进入20世纪，268年寿命的清王朝也进入它的历史最后关头。

　　有清一朝，当然不是现代国家。直到1898年戊戌维新，虽然号称“变法”，但在国家性质上，毕竟还缺乏一个足以标志现代国家从古典走出的制度性称谓。“变法”本身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学语辞，前有封建时代的“商鞅变法”，后有郡县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何况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因其峻急，百日即告流产。直到1900年－1901年，新世纪开始，一个语辞，一个在制度建构上可以标志现代国家诞生的语辞方才“问世”，它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关键词，这就是“立宪”。

　　“立宪”不但清晰划出古典政治学和现代政治学的分野，而且启动了一个为期十年的政治新时代的到来。该词作为20世纪前十年最重要的政治话语，经由梁启超的阐发，最终生发为一场波及朝野的立宪运动，以迄清终。

　　《立宪法议》：倡议政治改革的政体路径

　　清末立宪运动，从1901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为它画上句号。但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长达十年的清末立宪，却是吾族华夏进入现代的开始。它的起点可以回溯到1901年由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立宪法议》（林志钧编辑的《饮冰室合集》标明该文发表时间为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正是这篇文章给以后逐步形成的清末立宪运动揭开了序幕。

　　梁启超这一有关现代国家建构的“立宪说”，由于带有改良、保守甚至保皇的色彩（毕竟20世纪是激进与革命的世纪），在教科书中经常被当做反面教材出现。这是对一个人的不公正，也是对一段历史的不公正。透过百年喧嚣的历史迷雾，尤其是对百年革命史的反思，令人怃然沉痛的是，100年前被放弃了的梁启超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熠熠闪光。甚至，今天需要赓续的，正是梁启超100年前未竟的宪政之业。

　　清末立宪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0年－1905年为立宪运动鼓吹阶段，它以梁启超为首倡，复以士绅为主导。1906年－1911年为第二阶段，它表现为士绅与朝廷的互动，结果立宪为体制所接受，从而进入制度运作阶段。从整个过程看，士绅为立宪之前驱，它促动并引领了体制往宪政方向推进。在此过程中，贯穿运动首尾并能够成为立宪知识领袖的人物，非梁启超莫属。他在这个时代扮演的角色，有似于他的老师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中的角色。

　　以新世纪为界，从变法到立宪，都是为了推动满清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康梁等人是2000年来文化传统中的最后一代士绅，他们毕生都在国家现代化的建构上用心用力。他们要建造的是以英伦为样板的现代国家类型。什么叫现代国家，从政治体制来说，专制如果为皇权体制，立宪即为现代体制。因此，改“专制”为“立宪”，便成为梁启超等人在清末十年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这是立宪标志性文本《立宪法议》的开篇：“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在梁氏的表述中，已经清楚看到清末立宪运动的基本思路与目标。国家有两类，政体有三种。不是君主国，就是民主国，由此构成今日世界上的两种国体。前者例以英国，后者例以美国。梁启超欲取法的是英不是美，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历史上就没有君主这一说。中国和英国一样，都有悠久的君主传统，在这个传统中立宪，英国的榜样更接近也更切实，否则就是革命。

　　革命，和立宪一样，也是清末十年间的一种现代诉求，它以孙中山的同盟会为代表，由此和立宪派构成剧烈冲突，此处不表。

　　至于政体，梁启超一分为三：一是君主专制，二是君主立宪，三是民主立宪（此后梁启超从德国和瑞士学者那里认识到，政体形态还有第四种，即民主专制）。于是可以看到，无论君主还是民主，在政体上既可以是专制的，也可以是立宪的。既然梁任公不欲以革命推翻君主而建民主（这是改良与革命的区别）；那么，他和他的同仁的努力，就是在君主框架下，力图使满清王朝从专制走向立宪，亦即从俄罗斯式的君主专制国走向英伦式的君主立宪国。

　　从变法到立宪：晚清改革的跃升

　　立宪是中国20世纪最早出现的现代政治学概念，以后十年的历史遂围绕它而展开。但，该词本身却是戊戌时代的产物，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在他一系列的变法奏折中，已经上呈过“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声言“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只是在整个维新过程中，立宪诉求并不突出，它与其他停捐纳、改官制、废八股、兴学堂、创译局、开报馆等内容互为次第，俱在“变法”名下，没有成为维新政治的中心。

　　从变法到立宪，是立宪由变法之目跃升为现代建国之纲。可以比较的是，变法是为了清王朝的自强，变法的“法”是朝廷统治天下的方法，这个概念还没有脱离皇权政治的窠臼。立宪不然，它的价值预期就是在政治上建设一个改变皇权本身的新中国。

　　写作于1902年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把“立宪”视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该文预设立宪功成一个甲子后，借文中一位孔夫子后裔之口，诉说当年草创之际，云：“你道我们新中国的基础在那一件事呢？其中远因、近因、总因、分因虽有许多，但就我看来，前六十年所创的‘立宪期成同盟党’算是一桩最重大的了。”这位孔老先生所以把立宪党的成立视为“新中国的基础”，盖在于“当时志士想望中国行立宪政体，期于必成，因相与同盟，创立此党，合众力以达其目的”。

　　有意味的是，当立宪从前一世纪的变法中脱颖而出，其实也就是梁任公从他的老师康有为那里脱颖而出。

　　纵观历史大势，任公在《立宪法议》中放言：“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代嬗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与理势为敌，譬犹以卵投石，以蚍蜉撼树，徒见其不知量耳。”如此行文，其实是任公向朝廷当道隔洋喊话。尽管世纪初的梁启超尚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时有依违。但，该文终究不是革命派的宣战书，而是恪守改良立场，呼吁朝廷体制改革的劝进表。

　　戊戌事发，梁启超逃亡日本，李鸿章多次通过日方有关人士递话给这位亡命之臣，劝勉他“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希望他能“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立宪思想的定型，正是任公东渡后潜心西学的结果。梁氏既不想以革命推翻满清，当然便思以立宪的方式变革满清。因此，立宪运动，用我们今天的语言表述，就是非推翻体制而是重构体制的政治改革运动。

　　立宪运动的总建议

　　立宪作为政治改革，有两点明确诉求：定宪法、开议会。梁启超人在日本，他的立宪思想尤其立宪运作受日本影响尤深。日本自1868年进入“明治维新”，20年后的1889年公布“明治宪法”，次年复召开第一届国会。因此，在《立宪法议》中，梁任公虽然呼吁清廷立宪，但并不主张立即采行立宪政体，毕竟放眼全国，民智未开。

　　他认为晚清4亿人中，识字者只有4万，平均1万人中只有1个人识字。国民文化水准低下如此，又何以能发扬民权，介入国事。效仿日本立宪期限20年，梁启超建议清廷下诏颁定立宪政体之日始，亦以20年为预备立宪之期。其间，新政的重头即大力推办新式教育，以广开民智。

　　鉴于日本明治四年派五大臣游历欧美，学习立宪，梁氏也向清廷建议派大臣出洋，遍考各国宪法之异同。文章最后，梁氏以路线图的方式罗列立宪启动的“办理次第”，从次一、次二，乃至次六。

　　按照长期以来形成的主流史学，中国划入现代的时间是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在这以前的历史则习称为近代史，原因当然是政治的。然，西方史学向无近现代之分，古代之后即现代，没有一个近代夹杂其间。中国的现代史未必不可以改写，至少在起点上可将时间提前。

　　从2000年来的专制政体转型为立宪政体，这就是国家形态上古代向现代的过渡。过渡的节点即1901年（或1900年），《立宪法议》就是过渡开始的第一块里程碑，这是吾族现代起步的零公里。

　　不料，百年过去，宪政的步履如此维艰，现代的歧途又太容易误入。发端虽正，其后变形，梁氏十载努力，毁于一旦。抚今思往，任公可以长笑九泉乎——这仍然是一个需要由历史和现实来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