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揭秘：七千人大会后为何坚持“三面红旗”-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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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三大万岁”：大约在1959年国庆节以后，人们又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之为“三大万岁”。10月1日，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典礼上宣读国防部命令时，最后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从此，有些领导人作报告、发表讲话写文章，也往往在结束时三呼万岁。于是，人们就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简称为“三大万岁”。1959年冬季，在全国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广东省委提出要以“三大万岁”作为中心内容开展鸣放辩论，以便达到“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大跃进、保卫人民公社”的目的。“三大万岁”的提法和“光荣旗帜”的提法一样，都是针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攻击污蔑”而提出的赞美或歌颂之词，因而这一时期宣传的特点是两种提法并用，有时称“三大万岁”，有时称“光荣旗帜”。

　　关于“三大法宝”：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60年代》指出：“党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根据最近时期的经验，找到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这是报刊上第一次出现的“三大法宝”的提法。于是许多人按照元旦社论的口径进行广泛宣传，并进一步阐述它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一文，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提出了著名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三大法宝，从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又找到了‘三大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发言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我们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法宝，是我们一切工作取得胜利的惟一保证。没有这三个法宝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也就不能达到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三大法宝的提法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相提并论，成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仿佛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关于“三面红旗”：在《人民日报》上最早出现“三面红旗”提法的是1959年12月，北京提出了“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口号。1960年2月1日，北京又开展了“三面红旗万万岁”的活动。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谈到了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问题，3月30日至4月1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的一些报告也都采用了“三面红旗”的提法。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国际上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亿万人民的赞扬”。与全国人代会同时举行的政协三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文件也采用了“三面红旗”的提法。①

　　从史料来看，1961年1月以前，“三面红旗”和“三大法宝”两种提法同时并存，1961年1月以后，不再提“三大法宝”，而只提“三面红旗”了。其原因可能是在1960年下半年经济危机出现以后，人们开始反思所谓“三大法宝”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以后，中央放弃了“三大法宝”的说法，而保留了“三面红旗”的提法，因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实很难与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相提并论。其实在1961年1月以后，人们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考，已经不是什么“三大法宝”的问题了，而是“三面红旗”是否正确，要不要继续坚持的问题了，所以从那时开始，在文献和报刊中再也没有出现“三大法宝”的说法，而在提到“三面红旗”时，多数是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要继续高举”等等。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尤其全面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以后，就很难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三面红旗”了。实践已经表明，开展“大跃进”的结果不但没有跃进，反而是一再的收缩和后退。所以到七千人大会时，“三面红旗”在指导思想方面，已经弱化了其指导地位。

　　但为什么还要高举呢？前面谈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原因之一，有来自于国际的因素。周恩来1963年4月15日在国家经委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情况有困难，修正主义利用这个，想把我们压下去。那个时候，我们党非坚持原则（不可），高举“三面红旗”，坚持下去，跟他顶着。②彭真讲得就更直接了，他针对苏联方面的一些言论说：无论如何要把人民公社的旗子树起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这样，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个影响。③所以国际的因素是很大的。

　　“大跃进”期间，因为中国对自己的经济建设充满信心，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当着各国共产党的面，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此后的中国，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建设中放出一个又一个卫星，夸下一个又一个海口。也就在这期间，中苏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本来，中共对赫鲁晓夫就有些看法，赫鲁晓夫又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并提出批评。自然，赫鲁晓夫的批评，不仅没有引起毛泽东的自省，带来的却是反感。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内参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④

　　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受挫后，赫鲁晓夫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总统肯尼迪（简称“三尼”）等不约而同地对中国冷嘲热讽，说人民公社政策垮台了，“大跃进”破产了，中国政府也要垮台了。对中共中央来说，赫鲁晓夫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在“大跃进”运动还没有受挫的时候，中共领袖的第一反应是反感，受挫以后，应该说他们的心态是复杂的。毛泽东曾说，美国看不起我们，赫鲁晓夫看不起我们，就连贫穷落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也看不起我们。大概是为了不让帝修反看不起（不是惟一原因），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悄悄纠正错误的方式。如举行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时，中国所有的报刊就一个字也没有报道。报刊上在谈到中国经济出现困难的原因时，1961年以前，一般说来，是说中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从1961年到七千人大会，除了讲遇到自然灾害以外，开始说我们的工作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因为过去几年被宣传为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法宝”，也是赫鲁晓夫等集中批评的焦点，所以一时很难放弃。这恐怕就是七千人大会之所以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原因之一。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三尼”的个人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美国南部的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去世；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突然被其部下取代。如果仔细翻阅这几年的《人民日报》就会发现，也在1964年，《人民日报》提到“三面红旗”的次数骤然减少了。1962年提到“三面红旗”是229次，1963年是226次，1964年一下减少到129次。1964年底，如前所述，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便没有提到“三面红旗”。细细揣摩其中的变化，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因为没有了对手，不需要再“顶”？可能是有些千丝万缕的关系。1965年，《人民日报》提到“三面红旗”的次数更下降到38次，1966年、19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对“三面红旗”提到的次数又多了一些，此后，渐渐减少，最少的是1975年，仅有3次提到，1978年是1次，1979年就没有了。

　　原因之二，囿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后，毛泽东虽然一直在探索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建设道路，但还是没有冲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樊篱。所谓模式，最主要的就是计划经济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公有制。“三面红旗”的提出与实践，固然与毛泽东既不了解经济建设的规律，又过分自信、轻率盲目有关，同时与他坚信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公有制优越于私有制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遭遇重大挫折，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坚定信念，这里也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所以当总结“三面红旗”的时候，“大跃进”这面旗帜，虽然被实践证明不但没有跃进，反而成为跃退时，毛泽东便以“从长时期来看，应该是跃进的”①为理由，为“大跃进”这面旗帜进行辩护。总路线，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出发，也应该是多快好省的，因为过去只注意了多快，没有坚持好省才出现了问题，所以从理论上讲可以说正确的。人民公社，只是搞急了，试点不够，其优越性是肯定无疑的，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来看，是一种必要的组织形式。这些理论观点无疑是影响当时深入反思、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三，很难排除毛泽东对个人得失的考虑。如果说“三面红旗”如同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中国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为什么中国经济不是前进，而是触目惊心地倒退？如果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为什么出现的问题不是个别的，而是全国性的？既然有不少同志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实践中又遭遇重大挫折，为什么还要继续高举？这些问题，毛泽东不会不考虑。他不仅会考虑，而且还会比一般同志考虑的都要深远。问题是“三面红旗”是在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上概括出来的，是“要向全世界作战”的，尤其过去曾把“三面红旗”说成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如果否定了“三面红旗”，就相当于否定了毛泽东自己。这一点，恐怕是毛泽东很难面对的。

　　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对“三面红旗”还要不要继续高举的问题，他一直在考虑。比如，七千人大会不久，1962年4月9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过去几年的工作时说：“比如‘三面红旗’究竟还要不要，究竟还对不对之类，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要有一个做的过程。”表明他允许大家怀疑“三面红旗”，其正确与否还要由实践去检验。一年多以后，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对“三面红旗”则给予了充分肯定。“前十条”说：“所有这一切，也证明了党高举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①但事隔一个月，1963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三面红旗”时，却又讲了这样一番话：“‘三面红旗’这个口号从哪里来？一面红旗还不够要三面？总路线是父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儿子。大跃进的大字是从哪里来的？相当乱，原来在莫斯科只提跃进。”②“跃进，这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跃进，就是质变，没有量变怎么有质变呢？”“什么‘三面红旗’，这是三元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论，只有一面红旗，就是总路线。”③

　　这表明，毛泽东一方面在坚持“三面红旗”，一方面对“三面红旗”在进行认真地反思。按照这个思路往下想，周恩来在1964年底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只提总路线，不提“三面红旗”也就可以理解了。

　　上述情况似可以说明：七千人大会仍然保留了“三面红旗”的提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来自国际的因素，而且较大；有对“三面红旗”的模糊认识，说到底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问题；还有领导者个人得失的考虑等等。

　　通常说来，七千人大会只是初步地总结了经验。这个“初步”怎么理解，现在的情况比较明了，基本包括两层含义：

　　其一是由大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的。当时的人们在总结经验时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如何搞社会主义？并没有解决。这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的讲话。他还讲到：“中央同志说，对社会主义现处在初中程度。康生同志说，他是红领巾，我们连幼儿园也够不上。”④现在看来，这个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也是当时情况的真实记录，所以七千人大会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就只能是初步的。

　　其二，即上面所说的国际因素和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坚持与之有着很大的关系，它阻碍了人们对过去工作教训的深入探讨。1964年底以后，对“三面红旗”提得越来越少，毛泽东的兴趣，也逐渐转移到抓阶级斗争方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