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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红四方面军再次过草地南下后又连续作战,部队消耗很大,不具备向成都平原攻击的实力。红四方面军部队在新的地域作战很不适应,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到很大的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四方面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深秋的川西整天雾气蒙蒙,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南西北都辨别不清。甚至连总指挥徐向前有时也辨不清方向,他回忆:“战斗开始后,我骑马赶到这里,观察情况,现地指挥。三十军指挥所设在百丈附近一座小山包上,我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摸到。”

  红四方面军百丈大战的失利原因还在于低估了川军的实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轻敌情绪弥漫全军。

  红四方面军战前对川军的实力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其实刘湘在这带集中的兵力,达80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刘湘的二十一军,同其他川军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素质较好。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来源:资料图)

  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不久后,张国焘与党中央分裂,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含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越草地南下。红四方面军突然南下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和川军主力在百丈关进行决战,损失惨重。百丈关之战成为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红四方面军南下除了在战略方向上偏离了中国革命的重心地域,犯了方向性错误外,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误也是值得认真检讨的。

  一、行动突然是南下初战胜利的关键

  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计划下达后,各部队立即开始行动。对久困草地、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来说,没有比“南下成都坝子吃大米”更能鼓舞士气了。红四方面军南下行动坚决果敢。

  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另立中央。为了贯彻南下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于1935年10月7日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具体部署是:王树声率右纵队8个团沿大金川南下,夺取绥靖、丹巴;徐向前、陈昌浩率左纵队16个团沿抚边河南下,夺取懋功、达维。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多为深山峡谷,水深流急,大部队难以展开。红军取胜的关键在于出敌不意,迅速夺取渡口桥梁和山口要隘。有的部队还创造了7天5战,疾进500余里的惊人战例。经过12天的行军战斗,红军击溃川军6个旅,连克绥靖、丹巴、抚边、达维、懋功,取得南下第一阶段战役的胜利。徐向前总结道:“这一仗是山地隘路战,很难打。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战术特长,渡激流,穿峡谷,破敌垒,夺要隘,表现了红军无坚不摧的优良战斗素质。”

  红四方面军南下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川军。当时川军在大、小金川一线布防,分兵把口。川军松懈,也使红四方面军得以迅速扩大战果。自红军北上后,这里川军的职能发生了变化:“约在9月初,红军突破胡宗南纵队封锁后,蒋介石不了解红四方面军要南下,认为四川无战事,除令胡宗南部开回甘肃外,另准备调薛岳所部去进攻红二、六军团,并将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所辖各路军名义撤销,一律改为绥靖区,将各路总指挥的名义改为各区司令官,规定任务是:清除‘匪患’,修筑碉堡,兵工筑路,抚恤流亡、办理善后,训练团队等项。”

  川军没有想到红军会原路返回南下:“认为红军可能开进到草地后,在国民党各军的包围下会土崩瓦解,产生了轻敌观念。因此,各级军官特别是营以上的军官昼夜赌博,忽视了警戒和继续侦察红军动态;二十军占领懋功、抚边后,部队的给养就地征发。因而明目张胆地采用各种方法向地方抢粮,或由当地保甲长向农民强派,迫使老百姓男女老幼日日夜夜都为部队送粮;或派兵下乡挨门挨户搜粮,造成十室九空,引起群众怨恨,失去民心。所以当红军突然大举反攻时,第二十军战备松驰,战斗一开始,担任前线警戒的各部队,一枪未打就崩溃下来,懋功附近的高地为红军所占领。只有一天多时间,我们就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向后方溃逃。”

  取得绥丹崇懋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决定乘胜继续南下,制订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10月20日,朱德、张国焘批准并发布了这个作战计划。战役开始后,红军进展势如破竹。十几天内,红军连克宝兴、天全、芦山三县,歼敌3000余人,控制了大渡河以东、懋功以南、邛崃山以西和青衣江以北大片地区,造成直下川西平原、威胁成都的态势,令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极为震惊。

  二、张国焘对南下作战认识的变化

  南下初期取得的胜利,给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员造成了错觉,以为一口气可以拿下成都平原。但红四方面军半个月的行军作战,锐气已减,急需休整。下一轮进攻开始前,张国焘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认为已经无力拿下成都平原,部队以进西康休整为好。10月31日,张国焘致电前方的徐向前、陈昌浩,电文对继续南下攻击提出了质疑,明确要求西进康区:“(丁)依各方情形看来,政局将为有利于我之变化,我们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图侥幸和孤注一掷。(戊)如有相当把握,宜由右翼打天全敌之左侧,或由太平、双河间打下去,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请兄按实况决定。(己)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

  徐向前、陈昌浩正在指挥部队前进,没回电报。张国焘不见回音,11月6日又致电徐、陈,再次明确提出部队西进康区:“我沿路病号掉队多,各团人员少,一时无多补充,敌力渐集,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徐、陈“宜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此电文清楚地表明了张国焘内心的想法:红军在经历南下艰苦征战后,已经不可能再打大仗了。他预见到红军向成都平原进军,将会遭到川军的顽强抵抗,前途不容乐观。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胜利,成都告急重庆震动。但国民党高层判断红军已无力扩大战果。国民党在成都的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认为:“自古以来成功事业者,都要得到天时地利人和,如今红军天时很坏,严寒将至,岷山已降雪,天寒无衣岂能久踞?论地利,红军所据尽是汉彝杂处的山区,地瘠民贫,作战无粮何以为计。”国民党参谋行营主任贺国光认为:“毛泽东主北上,张国焘主南下,这显然是分裂征兆,必然会影响战斗力。共匪兵力一分散,加之久战疲惫,同心协力的条件已不存在,又加之弹药不足,虽滇川军屡败他们得到一点弹药,也不能久战。红军防线北自大邑、邛崃,南至荥经、汉源,区区一个方面军,数万之众扼守300里以上防线,已到了强弩之末。”

  此时红四方面军攻克天全,士气正旺。徐向前、陈昌浩7日复电张国焘,通报了红军胜利的战果后,陈述了继续打下去的理由:“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村落大于巴川,群众正纷纷回家,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深入工作,补充人、物较易。……如能多集中兵力在这带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对二、六军团配合无力。”

  对于张国焘和前方将领在是否继续打下去的分歧,徐向前回忆道:“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二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转战。”“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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