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真实原因-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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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红四方面军再次过草地南下后又连续作战，部队消耗很大，不具备向成都平原攻击的实力。红四方面军部队在新的地域作战很不适应，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到很大的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四方面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深秋的川西整天雾气蒙蒙，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南西北都辨别不清。甚至连总指挥徐向前有时也辨不清方向，他回忆：“战斗开始后，我骑马赶到这里，观察情况，现地指挥。三十军指挥所设在百丈附近一座小山包上，我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摸到。”

　　红四方面军百丈大战的失利原因还在于低估了川军的实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轻敌情绪弥漫全军。

　　红四方面军战前对川军的实力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其实刘湘在这带集中的兵力，达80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刘湘的二十一军，同其他川军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素质较好。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来源：资料图）

　　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不久后，张国焘与党中央分裂，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含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越草地南下。红四方面军突然南下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和川军主力在百丈关进行决战，损失惨重。百丈关之战成为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红四方面军南下除了在战略方向上偏离了中国革命的重心地域，犯了方向性错误外，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误也是值得认真检讨的。

　　一、行动突然是南下初战胜利的关键

　　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计划下达后，各部队立即开始行动。对久困草地、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来说，没有比“南下成都坝子吃大米”更能鼓舞士气了。红四方面军南下行动坚决果敢。

　　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另立中央。为了贯彻南下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于1935年10月7日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具体部署是：王树声率右纵队8个团沿大金川南下，夺取绥靖、丹巴；徐向前、陈昌浩率左纵队16个团沿抚边河南下，夺取懋功、达维。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多为深山峡谷，水深流急，大部队难以展开。红军取胜的关键在于出敌不意，迅速夺取渡口桥梁和山口要隘。有的部队还创造了7天5战，疾进500余里的惊人战例。经过12天的行军战斗，红军击溃川军6个旅，连克绥靖、丹巴、抚边、达维、懋功，取得南下第一阶段战役的胜利。徐向前总结道：“这一仗是山地隘路战，很难打。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战术特长，渡激流，穿峡谷，破敌垒，夺要隘，表现了红军无坚不摧的优良战斗素质。”

　　红四方面军南下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川军。当时川军在大、小金川一线布防，分兵把口。川军松懈，也使红四方面军得以迅速扩大战果。自红军北上后，这里川军的职能发生了变化：“约在9月初，红军突破胡宗南纵队封锁后，蒋介石不了解红四方面军要南下，认为四川无战事，除令胡宗南部开回甘肃外，另准备调薛岳所部去进攻红二、六军团，并将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所辖各路军名义撤销，一律改为绥靖区，将各路总指挥的名义改为各区司令官，规定任务是：清除‘匪患’，修筑碉堡，兵工筑路，抚恤流亡、办理善后，训练团队等项。”

　　川军没有想到红军会原路返回南下：“认为红军可能开进到草地后，在国民党各军的包围下会土崩瓦解，产生了轻敌观念。因此，各级军官特别是营以上的军官昼夜赌博，忽视了警戒和继续侦察红军动态；二十军占领懋功、抚边后，部队的给养就地征发。因而明目张胆地采用各种方法向地方抢粮，或由当地保甲长向农民强派，迫使老百姓男女老幼日日夜夜都为部队送粮；或派兵下乡挨门挨户搜粮，造成十室九空，引起群众怨恨，失去民心。所以当红军突然大举反攻时，第二十军战备松驰，战斗一开始，担任前线警戒的各部队，一枪未打就崩溃下来，懋功附近的高地为红军所占领。只有一天多时间，我们就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向后方溃逃。”

　　取得绥丹崇懋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决定乘胜继续南下，制订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10月20日，朱德、张国焘批准并发布了这个作战计划。战役开始后，红军进展势如破竹。十几天内，红军连克宝兴、天全、芦山三县，歼敌3000余人，控制了大渡河以东、懋功以南、邛崃山以西和青衣江以北大片地区，造成直下川西平原、威胁成都的态势，令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极为震惊。

　　二、张国焘对南下作战认识的变化

　　南下初期取得的胜利，给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员造成了错觉，以为一口气可以拿下成都平原。但红四方面军半个月的行军作战，锐气已减，急需休整。下一轮进攻开始前，张国焘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认为已经无力拿下成都平原，部队以进西康休整为好。10月31日，张国焘致电前方的徐向前、陈昌浩，电文对继续南下攻击提出了质疑，明确要求西进康区：“(丁)依各方情形看来，政局将为有利于我之变化，我们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图侥幸和孤注一掷。(戊)如有相当把握，宜由右翼打天全敌之左侧，或由太平、双河间打下去，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请兄按实况决定。(己)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

　　徐向前、陈昌浩正在指挥部队前进，没回电报。张国焘不见回音，11月6日又致电徐、陈，再次明确提出部队西进康区：“我沿路病号掉队多，各团人员少，一时无多补充，敌力渐集，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徐、陈“宜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此电文清楚地表明了张国焘内心的想法：红军在经历南下艰苦征战后，已经不可能再打大仗了。他预见到红军向成都平原进军，将会遭到川军的顽强抵抗，前途不容乐观。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胜利，成都告急重庆震动。但国民党高层判断红军已无力扩大战果。国民党在成都的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认为：“自古以来成功事业者，都要得到天时地利人和，如今红军天时很坏，严寒将至，岷山已降雪，天寒无衣岂能久踞？论地利，红军所据尽是汉彝杂处的山区，地瘠民贫，作战无粮何以为计。”国民党参谋行营主任贺国光认为：“毛泽东主北上，张国焘主南下，这显然是分裂征兆，必然会影响战斗力。共匪兵力一分散，加之久战疲惫，同心协力的条件已不存在，又加之弹药不足，虽滇川军屡败他们得到一点弹药，也不能久战。红军防线北自大邑、邛崃，南至荥经、汉源，区区一个方面军，数万之众扼守300里以上防线，已到了强弩之末。”

　　此时红四方面军攻克天全，士气正旺。徐向前、陈昌浩7日复电张国焘，通报了红军胜利的战果后，陈述了继续打下去的理由：“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村落大于巴川，群众正纷纷回家，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深入工作，补充人、物较易。……如能多集中兵力在这带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对二、六军团配合无力。”

　　对于张国焘和前方将领在是否继续打下去的分歧，徐向前回忆道：“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二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转战。”“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