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北平回到国民党政府手中，在日伪政府的规划方案基础上，当局提出规划方案，在五棵松城区基础上，建设新北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考虑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办公驻地在五棵松地区一带，而且五棵松新市区经日伪和国民党政府的建设以后，已经变得非常繁华，市政设施也要好于北京古城。

　　因此，为完整保护北京古城，负责制定新北京城市规划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大胆提出了在五棵松建立中央行政中心的设想。按照这一设计思路走下去，万人大会堂的地址，就应该选在五棵松附近。

　　在中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却反对这一设想，他们更愿意在北京看到一个莫斯科红场的翻版，坚持必须以天安门为政治中心。

　　苏联专家的理由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五棵松建新城是巨大的浪费，如果在老城建立行政中心，可以利用现有设备和资源。

　　于是，在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主持下，北京市召开城市规划会议，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了《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苏联专家团提出《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

　　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苏联专家团则对巴兰尼克夫的计划进行论证，并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对。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苏联专家的意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次会议之后，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提出《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

　　这样一来，未来的万人大会堂不建则已，建就一定建在北京老城区的中心，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了。而北京老城区的中心，除了天安门广场还有哪里？况且解放初期，故宫已被改为博物院，旁边的太庙也被作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又在天安门广场上建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不仅已经成了北京市，而且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文化中心。

　　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负责牵头北京旧城区的改造。他把著名的设计师张找来，对他说：“1935年遵义会议的时候，红军曾在遵义的一所学校的操场上，召开了一次露天的万人大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有责任在我们的首都，建设一座正式的万人大礼堂。”

　　苏联顾问团也参加了新北京市的设计规划，为了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上级指定张与苏联建筑专家阿谢耶夫共同负责为未来的万人大会堂选址。

　　“这可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张心想，不由得暗自佩服共产党的魄力。

　　他估算了一下万人大会堂的面积，想为它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放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念头刚冒出头来，立刻就被阿谢耶夫否定。理由并不复杂：根据建筑美学中“对称”的原则，万人大会堂的体积和规模过于庞大，从正阳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天安门、故宫的中轴线上，已经没有了它的位置。而放在中轴线的任何一侧，都很难对称协调。

　　因此，著名设计师张在最初的设计规划中，把万人大会堂画在南长街的南向对景之中。

　　当时有关天安门广场改造的12个方案中，苏联专家最为中意的1号方案和6号方案，都是主张把万人大礼堂建在南长街以南，建筑用地长约400米，宽约175米，面积约7万平方米。

　　1958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派出了由市规划局局长兼设计院院长冯佩之担任团长的城市建设考察团，去苏联考察城市建设问题；与此同时，万人大会堂的具体设计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具体交由北京建筑设计院承办。

　　设计院根据郑天翔的指示，工程师们集思广益，进行了一次全院性的征集设计方案的活动，截止到1958年8月8日，共收到10个设计方案。

　　由于在设计方案中，并没有具体规定万人大礼堂的建设地点和建筑面积，又是以北京市委的名义交办的，因此，并不能说就是现在的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但这些方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考虑到了要盖礼堂及一部分会议室、休息室，建筑总面积在3万到5万平方米之间。

　　北京市设计院技术委员会将这些方案张贴出去，进一步征求大家意见。

　　当时，无论是哪一个设计方案，都对以下3个主要问题没有定论：

　　万人会堂的停车问题如何安排？大会堂应有哪些主要功能？应该采用什么建筑形式？

　　这3个主要问题，其实都和一个核心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核心问题就是：

　　这座万人大会堂究竟盖在北京的什么位置？

　　就在设计人员陷入苦思冥想的时候，从北京市委又传出了新的消息。

　　1958年8月下旬，当冯佩之率领的北京市城市建设考察团，从苏联莫斯科回到北京，全身心投入万人大会堂设计的时候，带队的冯佩之和设计院副书记沈勃，被叫到了北京市委。

　　他们二人原来以为要向郑天翔汇报出国考察苏联城市建设的情况，却不料在北京市委听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新消息！

　　郑天翔书记告诉冯、沈二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已经去北戴河，参加了中共中央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北戴河传来消息说，为庆祝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会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并要求这些工程务必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设计部门要早作准备。

　　建造万人礼堂，是国庆十大工程之首。这不仅体现在工程量上，而且还体现在工程的选址上：那就是亿万人所瞩目的天安门前。

　　于是，北京搞大会堂的任务与国家的国庆工程重叠了，两案自然合二而一。不仅如此，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也与建造万人大礼堂工程一起考虑了。

　　时间已经十分的紧迫，任务也是非常的艰巨，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兼建筑设计院院长冯佩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书记沈勃二人顿时感觉身上的担子骤然重了起来。

　　不久，关于国庆建筑工程的文件，就正式传达下来了。

　　礼宾司认为宴会大厅“太寒酸”，类似公社大食堂

　　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政府大楼。

　　外墙贴着浅黄色瓷砖的大楼，在夏末秋初的阳光中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在这座大楼里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建国10周年到来之前，要建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另外，还要在北京玉渊潭附近，修建十几幢别墅式的国家宾馆，作为国宾的下榻之处。

　　这就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十大建筑”的最初由来。

　　当然，“十大建筑”建成之后，也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如“工业展览馆”改名为“北京展览馆”。有的建筑被取消了，有的被新加进去，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