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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托洛斯基(按:今通作托洛茨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文章不应再视为鲁迅的作品而被编入《鲁迅全集》了。理由是:这两篇文章都是冯雪峰用鲁迅的名义所写,而事后鲁迅并没有认可它们;代笔者所谓“先生口授,O.V.笔写”及“O.V.笔录”是不属实的。

  胡风晚年出狱之后写的回忆文章中,关于冯雪峰代笔之事披露了其中的实情:

  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并非鲁迅委托冯雪峰所写。“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更无法仔细思考问题了。

  二、鲁迅身体稍微恢复后,曾明确向他表示了对代笔文章不满意的意思,说一点也不像他的东西。

  胡风说:“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决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鲁迅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胡风所说完全是事实,这有鲁迅日记为证。鲁迅这一次发病的确不轻,整整卧床一个月,连每日必写的日记也被迫中断。后来他病情稍为缓解,重新恢复写日记时特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自此以后(按:指1936年6月5日以后)日见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

  冯雪峰代写的这两篇文章,一篇是6月9日,一篇是6月10日所写。这正是鲁迅处于“终至艰于起坐”,“一时颇虞奄忽”的时候,在这种病危状态之下,鲁迅哪里还有可能去管托派的闲事呢。

  对于政治,鲁迅晚年的态度是,对于自己营垒中人从背后射来的暗箭,他的憎恶是在正面的敌人之上的。可是托陈派既不属于所谓自己营垒中人,更非正面的敌人,况且托派领袖俄国的托洛茨基和中国的陈独秀都是他十分尊敬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更是对他具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当时托洛茨基被黜流亡国外,陈独秀既遭共产党贬黜,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牢房里,此时此刻,他怎么会因为托派一封表示友好的来信气愤到非要写一封落井下石、损人而不利己的公开信呢?

  这封托派的来信,纯粹只是一封个人私信,虽说写得似乎不是时候,正是鲁迅被其论敌诬为托派之时,但信中对于时局的观点也并非都与鲁迅相左,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态度,不仅不冲突,而且还是很相投的。此信提到1927年“四·一二”清党屠杀事件,鲁迅更会记忆犹新,他正是因为1927年的恐怖对国民党政权完全失去信任而站到反对派立场上的。关于“联合战线”问题,托派所针对的是第三国际的政治策略和中国的推行者王明的路线,而鲁迅对于放弃国内革命斗争是持批评态度的,因此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托派才引鲁迅为同调;可是在冯雪峰的笔下,托派的来信却完全变成了攻击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了。按道理对于托派这封向鲁迅表示敬意的来信,鲁迅是没有必要公开表态予以谴责的,至少在他重病不起之时,没有可能非要当作天大的事去急急忙忙处理的。

  这实在是冯雪峰担忧过度。《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表面看是答复托派的,实际上只是为了急于向左翼文学阵营中的谣言制造者表示自己与托派“汉奸”毫无干系。不但无干系,而且反对托派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公开信中特别表明了自己拥护斯大林的苏联,拥护陕北苏区毛泽东的中共中央的心迹。但是冯雪峰既为鲁迅代笔却未能顾及鲁迅的为人,也未能够把握好鲁迅的思想和文风。《新青年》时期之后,鲁迅与陈独秀固然早已无联系,但对于陈独秀他是一直心怀感激的。

  多年之后他在一篇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的文章中写道:“……《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3)鲁迅记下对陈独秀表示感激的这一笔的时候,正是陈独秀身陷囹圄之时,并且早已遭到共产国际的嫁祸和清算,被中共开除出党了。在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之前仅仅一个月,鲁迅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提问时还说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是:“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陈独秀、梁启超。”(斯诺:《同鲁迅的谈话》,1936.5。参见《鲁迅研究年刊(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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