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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刘伯承由瑞金红军总部赴第五军团上任。第五军团军团部设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上的庙宇里。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等热烈欢迎刘伯承的到来。虽然中革军委通知明确说刘伯承是来当军团参谋长的,但董振堂、李卓然仍把他当做总参谋长看待。第二天下午,在庙宇的大殿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由刘伯承作部队转移的动员报告。本来应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刘伯承新任军团参谋长的身份,可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却说:“现在请刘总参谋长讲话。”刘伯承听董振堂这样介绍,略一迟疑,本想把自己被贬职的经过跟大家说清楚,转念一想,这里面涉及到和顾问的争论及中共中央上层的一些事情,不便于讲,于是改了话题:“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像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啰。”这一生动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战术上的失策。大家频频点头,会场顿时活跃起来。

  他继续说:“任何军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是弱军对强军的作战。蒋介石几乎控制了全国地盘,有几亿人口、几百万军队;而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只有300万人口、十几万红军。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认这个现实情况,不顾条件地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规化的阵地战,这样,实际上把主动权送给敌人,使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年来的战争事实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要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这就是刘伯承就任第五军团参谋长的第一席讲话。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从中央苏区出动,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一连几天,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约8.6万余人,陆续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出发,向贡水与信丰河(桃江)之间突围集结地区开进。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留下项英、陈毅等,率1.6万余武装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突围方向是西进湘西。横亘在面前的第一道障碍,是国民党军陈济棠部沿桃江东岸修筑的碉堡封锁线。21日,红军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左、右两翼展开,红九军团、红八军团分别随后掩护跟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陈济棠原是由广东地方军阀归顺蒋介石的,他一直提防着蒋介石削弱和吞并他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开始以前,中央红军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这种矛盾,曾与他进行过秘密谈判,缓和了双方的关系。因此,红军在第一道封锁线没有遇到大的抵抗,25日,全部顺利渡过桃江。但已暴露出行动迟缓和指挥混乱的严重弱点。本来8万之众的长距离转移,又要对付国民党军沿途的围追堵截,理应做必要的准备和精简,然而红军仓促上路,又缺乏周密的行动计划,还携带了大量笨重物资器材,占用许多人力,影响道路通畅和行军速度。一道布防并不严密的桃江封锁线,竟花费了整整4天时间。这正孕育了前进道路上的危机。

  刘伯承积极履行起第五军团参谋长的职责,经征得董振堂的同意,为第五军团制定了严密的行军、作战方案,并切实组织实施。他采取互相掩护、轮番转移的办法,让军团所辖第十三师与第三十四师两个师稳妥地交替前进。又抽出主力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担任后卫,以备情况紧急时坚决挡住敌人,使军团能迅速及时部署阻击,确保整个红军的安全。还派遣军团侦察部队前出与敌人保持接触,迷惑敌人,隐蔽主力行动意图。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五军团从兴国城外直到桃江,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本身没有受到损失,也很少有人掉队。25日,第五军团最后过桃江,人马正沿着浮桥有秩序地行进,忽然远后方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据侦察报告,是敌军追上来了。刘伯承当机立断,命令供给、运输等有马匹的单位下水徒涉,浮桥让战斗部队和机关使用。当人马过完,又命令拆除浮桥。敌人追到江边,无桥可过,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大队人马逶迤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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