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董仲舒的奏对看汉代士人与帝王之对弈-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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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记载颇有意味。表露出汉武帝作为一代雄主的彼时心态。它从两个方面透出当时的情状。首先，汉武帝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要成就大业，必须弘扬传统，充分开发与利用三代之文化传统资源。他意识到没有文化与政治传统的接续，要想成就伟业是不可能，这是鉴于中华民族的情性与心理特点而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始皇的愚妄之处在于他不自量力，竟然要想推翻整个民族文化传统，以为凭借暴力就可以统治人心，成就伟业，结果身死而留下笑柄。汉武帝的智商当然没有那么低下，他要自觉与前人接榫，以三代圣贤作为自己的精神文化与政治统治之楷模，表明自己追步前人的意愿。其次，他自觉地表示自己愿向那些饱读诗书的贤良求教，咨询回复古道，振兴国家的大政方针。这表明皇帝有意识地要与士人对话，主动开辟这条通道。不管汉武帝的本心如何，以及后来他是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但是他的表态对于士人的涌现，毕竟起到了召唤的作用，故《汉书》的作者班固这样说：

　　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这可以说道出了帝王的征召与士人的出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二者的关系首先建立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之上。在专制国度中，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毫无疑问，帝王处于对话的主体与主导地位之上。强有力的封建专制帝王，并不仅仅是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也代表着广大民族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也是文化建设的主导方面，因为它们控制与掌握着话语的权力，这是基本的事实。因此，武帝的思维也主导着对话的价值与深度。汉武帝在这方面不愧是一代雄主，他以深究天人关系的眼光提出对策的问题所在：

　　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汉书·董仲舒传》）

　　这是董仲舒参加的那次对策时武帝提出的策问题目。当武帝认识到要效法古代圣贤，成为开万世太平的一代圣主时，就不能就事论事，更不能像秦始皇那样，仅仅依靠权力，而是要深入教化，接续上古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取得天命的保佑，而人性的教化缘于人性的理解，因此，他要求士大夫回答关于性命之情的问题，从而又回复到孔孟关于人性最深处的地方，即性命之情与教化之理的关系上去，而制礼作乐，盖缘于人性的理解，对于人性的教化乃是天命之所在，是天人合一思维的验征所在。汉武帝的思维，正与当时的天人合一思维相一致。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董仲舒等儒者的兴趣，可谓脾胃相投。对话的基础正是缘于此而形成的。董仲舒应接而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董仲舒将汉武帝的策问归结为求天命与情性。如果说天命是人世伦理的普遍性，而性情则是天命的体现，儒家《礼记·中庸》中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则谓教”，则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董仲舒应对武帝时强调天命与灾异对于帝王的警告作用。是为了约束专制帝王的权力意志，而这种天命显然是儒学价值观念的体现。董仲舒认为，帝王的政治有着主动性，应当勤勉自励，勿得肆意胡为。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关于人性何以或善或恶的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性三品说以应答之：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

　　他认为圣人不教而善，小人虽教也难能为善，而百姓教之则为善，不教则为恶，全在于帝王的教化与陶冶，因此，教化之道是至为重要的，而礼乐则为贤圣的致治之具，从而自然而然地引导帝王进入到文艺乃是教化之具的思路上来：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

　　董仲舒向汉武帝奏明，所谓“道”乃是一切宇宙与人间的本体，也是万事万物的根本。而仁义礼乐都是缘此而建设的。通过用道来教化百姓，使人性本体浸润着仁义礼乐，这样历经百代而能长治久安，是统治者开万世太平的根本。因此，礼乐则是教化的器具，能够化育百姓的性情，王道虽衰而管弦之声不灭。循着这样的思路，他就将政治安宁与礼乐教化结合起来，而教化的根本在于人性的熏陶和教育。治乱之源缘于教化之得失，而文艺则是教化的最好器具，它不仅是器具，也是本体，因为它能够超越时代而传导圣人之音。

　　董仲舒进而指出，秦朝的遗毒至今未灭，它给予汉代提供了反面的经验与教训：“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董仲舒继承了贾谊上书时的勇气，指出汉武帝当时所以政治不昌明，文采不兴盛，诸事不顺遂，在于秦朝的余毒依然在起着作用，影响到方方面面：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董仲舒提出，从贾谊上书与文帝对话，到如今武帝秉政，西汉虽然日趋繁荣昌盛，国力大增，与文帝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秦朝蔑弃文化与道德，追求功利的风气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越演越烈，这是为什么？董仲舒的批评可谓发人深省。董仲舒通过对话直捷了当地向帝王指出，以往没有及时更化，乃至于机会一失再失，如今决不能再失去机会了，应当抓住机遇，及时更化。

　　董仲舒真诚的对策显然打动了武帝，尽管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但也不得不对董的对策表示惊异，从而引起了更深的感慨，使对话进一步深入下去。这就是西汉皇帝与臣下的对话要不同于秦始皇这样专制暴君的地方，于是汉武帝继续策问：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汉武帝在这里再一次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惘惑与内疚，他坦言自己夙寤晨兴，未敢倦怠，但是却遭受到如此的结果，内忧外患，再加上人才匮乏，面临着诸多的危机。从这一段表白来看，汉武帝时代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敢于正视现实，找出不足，事实上，当时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与问题，但是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强盛朝代。而武帝的超群与强势，在这些方面也可谓表现得很明显。而董仲舒所以为群儒之首，在于他秉承了孔孟犯颜直谏的精神，勇于面对现实，不凭帝王的喜怒与生气来建言献策。董仲舒在再次对策时，指出：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董仲舒在这里重点申论了教化之根本在于选取士，因为选士才能够使教学落实到实处，而选士离不开太学，所以兴太学是教化的重要举措。这样就将士的培养制度化，从理论走向了实践。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光大，与士的培养直接相关；而士的养成，则与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家的演化有重要的联系。士人精神的强大与成熟，则与文艺对话的形态与价值一脉相承。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议，兴办太学，从而使中国古代士人的官方化与精神状态的养成，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而汉魏之际士人精神的变迁更是直接发源于这种士人精神状态的转型。这一点，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从这里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董仲舒作为士人精神领袖，与专制帝王在政治与文化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与利益诉求。武帝明确表示出对于当时奏对的诸生多有不合心意之处，“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这里说明武帝作为政治家与一代雄主，永远关心的是自己的江山社稷，而对于儒生的那套，总是感到迂阔而不切实际，而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应当恰恰应当从选取士与养士做起，当今的风化所以不行正是士人无法行使其职责，养士之不厉所造成的，从而坚持了士人与治乱的关系至关重大，王道之实行在于士的素质如何，而地方官员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样又将球踢回到专制帝王那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想对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