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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50年代初至“文革”前,作家常有较高的稿费与版税收入,也有不少值得记述的捐助行为。

  李子云回忆:“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我们这类‘小鬼’每月只有两斤猪肉钱的津贴费。而当时惟一可能得到的额外收入只有稿费,所以稍有稿费收入的同志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富翁’。”吴强十分大方,一有稿费便请客下馆子。他的《红日》初版于1957年,拿到第一笔版税,为一位没有钢琴的作家买了一架钢琴,为收藏家徐平羽买了一幅他心爱的画,周围有人遇到困难,他即主动解囊。“后来《红日》版税不断增加,他索性将所有版税全部交了党费。这种做法在当时也不多见,但他并没有为此得到谁说一声好,政治运动来时照旧挨打不误。”

  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完成后,通俗读物出版社的稿费较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较高,赵树理为求作品的普及,宁愿选择前者。1953年以前,赵树理将每月所得稿费的50%交党费。同时享受工资与稿费后,他是全国作家第一个提议调整双重待遇,并带头放弃工资的,直到1958年才恢复领工资。他下乡,不报销车费和生活补助费;看病,不享受公费医疗,都花自己的钱。赵树理的编制属于工人出版社,一些稿费寄到单位,老同志们爱刮老区的“共产风”,领下稿费就请赵树理的客,大家嘻嘻哈哈一番。赵树理口袋里时常装着两种烟,一种自己抽的“绿叶”牌之类的低级烟,另一种敬别人的“大前门”之类高级烟。赵树理对子女生活上卡得挺紧,给女儿广建五元钱,让她上街给自己买一双袜子,还要买一盒牛黄解毒丸、两刀麻纸,末了还要女儿给他报账,收回找零。家乡亲友找他解决生活困难,要30元,他总给拿50元。他对康濯说:“人家找我开口不容易,总要替人着想,自己克服一些嘛!”

  柳青1952年任陕西省长安县副书记,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14年。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1.6万稿酬,不留分文,全部捐给长安县王曲公社,公社用这笔钱办了一所医院。对此,柳青解释道:“我身在农村,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谁都知道我写书,宣传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今天出书了,拿了巨额稿费,全部揣进自己的腰包,改善个人的生活,农民会怎么看?他们会说:‘这老汉在这里写我们,原来也是为他个人发家呀!’如果这样,我还怎么在皇甫村住下去!《创业史》还能写下去吗!”柳青的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

  杜鹏程《保卫延安》稿费的90%都交了党费或捐出,但还是有人说他因写《保卫延安》发了财,杜深感委屈。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身亡,家人将其大量藏书捐献给国家。其子郑尔康在《我的父亲郑振铎》中记述:

  在父亲逝世不久,就有许多书商把目光瞄向了他的藏书,接连几天,就有许多书店纷纷登门来要高价收购他那些令人羡慕的藏书(大部分为善本书)。有一家书店愿以46万元巨款,全部收购他的藏书。“46万!”在当时多数人的工资是四五十元的水准,一斤猪肉不过七八角钱的年代,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啊!但母亲和我们商量后,婉言谢绝了所有的书商。父亲虽然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但作为一位藏书家,他生平最爱说的话题,就是他的“书”。而在他晚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我死后,这些书全都是国家的。”我们想起了父亲的这句话,于是,就把这句话当作他的遗嘱,在他逝世后,我们遵照他的遗愿,将其近10万册珍贵藏书全部献给了国家。

  郑振铎对自己藏书的归宿问题早有决定,家人的选择,源于郑振铎一贯的“精神上的教育”,也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追求。

  郭沫若请大家看话剧《蔡文姬》、自费邀请科学家家属上西山郊游、野餐;他上缴的稿费在中关村修建了两个标准游泳池,改善了科技人员的生活环境。上世纪60年代,郭沫若夫妇再向科学院党组交出稿费15万。郭去世后,中科院领导补齐稿费额度,经中央批准,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郭沫若奖学金”。

  俄文翻译家、契诃夫作品的译者汝龙,解放后为自由职业者,没有工资,没有公费医疗,他靠翻译挣得不少稿费,积蓄有十多万。他立下遗嘱,要将所积稿费全部捐出,建立一项青年翻译文学基金。

  那个年代的作家捐助,自然带上那个时代的印痕。不过,创造与贡献乃是人生两大方向性课题,能够向身边人施爱,向单位向社会多多贡献,总是令人起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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