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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袁世凯的顶戴;小站练兵使他获得慈禧和荣禄的青睐;山东巡抚任上剿杀义和团更使他飞黄腾达。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的锋芒早在二十三岁时便已锐不可当,他发迹的地点不在中国,而在朝鲜。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似乎已是盖棺论定的人物。一个世纪以来,史学界众口一词,对他均持否定的评价,“窃国大盗,一世奸雄”即足以涵盖袁世凯的一生。然而,人性是复杂的,一百年前的社会环境也是复杂的,北洋集团影响和左右了清末民初三十多年的政局,对其核心人物袁世凯的评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便能概括的。

  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袁世凯的顶戴;小站练兵使他获得慈禧和荣禄的青睐;山东巡抚任上剿杀义和团更使他飞黄腾达。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的锋芒早在二十三岁时便已锐不可当,他发迹的地点不在中国,而在朝鲜。

  壬午兵变给了日本染指朝鲜的借口

  历史上的朝鲜长期是中国的属国。在制度上它效仿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国策,一直自给自足,风平浪静。到了19世纪末,危机开始出现。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朝鲜面临着列强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日本和俄国,对朝鲜的觊觎已非一日。在外部压力的催化下,朝鲜内部宫廷的倾轧和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在1882年爆发了“壬午兵变”。

  当时统治朝鲜的是建立于明朝洪武年间,持续了近六百年的李朝。李朝与明清两朝相始终,一直同中国维持着良好的属国关系。

  1864年,朝鲜国王李昇去世,由于没有子嗣,便以他弟弟之子李熙入承大统。李熙年方十二,不谙世事,由他的父亲以大院君(相当于摄政王)的身份摄政。大院君思想极端守旧,他屡次杀害传教士,坚决不与外人通商。

  十年后,李熙长大亲政,权力逐渐转移到其妻闵妃(明成皇后)手中。闵妃较为开明,主张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大院君贪恋权位、刚愎自用,反对削弱他权力的政治改革,于是,大院君集团和闵妃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渐深化,兵变一触即发。

  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蔑视日本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懦弱无能,姑息绥靖,完全没有尽到宗主国的保护责任。而日本国势蒸蒸日上,朝鲜王室和大臣中一些人在失望之余,开始把目光从大清转向日本。

  清政府的矛盾心态是:既不愿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得罪日俄,又怕日俄并吞朝鲜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构成威胁。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重施“以夷制夷”的故伎,致函朝鲜国王李熙,传授机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欧洲)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

  固步自封的大院君起初不愿,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李鸿章的“劝导”,在1880年10月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开化自强”的方针,并在清政府的帮助下,相继同美、英、德、法等西方列强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的大门从此洞开,成为列强角逐的舞台。

  1880年,闵妃集团开始借军制改革之机削弱大院君集团的实力,裁汰由大院君亲手创办的“亲军营”,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都高于旧军,激起了旧军极大的不满。1882年,为防止旧军哗变,当局向欠饷已达13个月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由于饷米中掺了砂石和糠皮,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殴打了管理粮库的官员。闵妃的心腹、兵曹判书(相当于兵部尚书)闵谦镐下令逮捕带头闹事的士兵,成为激起汉城驻军兵变的导火索。激愤的士兵冲进军械库,夺取武器,释放被捕士兵,并跑到大院君府上诉说冤情。

  大院君趁机煽风点火,暗示此事是闵妃勾结日本人所为。变兵头脑发热,不辨真假,立即去攻打日本使馆。他们杀死了日本教官,处决了闵谦镐等后党高官,并打进宫里搜捕闵妃。闵妃装扮成宫女,逃出王宫,一时间,政局陷入瘫痪,汉城大乱。

  壬午兵变爆发后,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国报告了事变经过。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大举入侵朝鲜,胁迫其割地赔款,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得知后,急电直隶总督署,建议“中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与此同时,还在逃亡途中的闵妃惊魂甫定,指示后党成员、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向清廷求救,一场“抗日援朝”的大戏正式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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