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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以夏威夷为起点,开始了她新一轮的亚洲之行。出行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介绍此行时特意指明:这是希拉里上任来“第六次”访问亚洲。这次为期两周的访问,“复杂、持续时间长”。两年不到的时间,6次亚洲之行。希拉里的行程,当然在注释着奥巴马立志要做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洋总统”的战略——如此背景下,观察南海问题,它的复杂程度将远超过预想。

  建立南海问题的观察框架,我们必须回到“二战”结束后,重新被划分的国际格局。这个时期,相对清晰而明确地描述美国政府亚洲地理与军事政治上战略安排的是前国务卿杜勒斯,1951年,他提出“岛链”——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如此构成一个岛链(“第一岛链”),在“冷战”时期封锁红色中国及苏联。在美苏对峙的“冷战”阶段,南海之于美国的价值,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艾玛纽尔·尤兹科告诉本刊:“自由航行权是美国在南海的主要利益。”

  “岛链”的政治含意被丰富或者说被部分调整的机缘,来自“埃默里报告”——1968年,美国学者肯尼斯·埃默里与日本学者新野弘在中国东海与黄海进行了为期6周的地球物理勘测。这次联合了12位专家的考察,受到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赞助。其报告称:“在台湾岛与日本之间的这片海域,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世界规模的产油区。”

  石油,首先改变了亚洲国家对这一海域的“价值判断”。这中间尤其突出的是日本。由于新野弘是此次考察的重要参与者,他的国策建议“直接触动了日本抢占钓鱼岛和插手东海石油资源开发的敏感神经”。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刘锋如此分析。由东海往南往西呢?即使从美国人的观察来看,“在东南亚,日本比美国有更大的直接利益”。1971的《华盛顿邮报》由此有文分析:“(日本)正在为获得能源进行大量投资。一面在全世界寻找新油田,一面寻找浓缩铀的新来源以供应他们新生的原子能工业。”

  南海的价值,在美苏对峙的政治格局里,就有了新的内容。

  1969年4月,“埃默里报告”刊布,因对石油贮量的预测,直接引发周边地缘政治变动。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随即通过单方面立法主张“采矿区”,而日本当然明确宣示,“(这些主张)在国际法上无效力”。随后,日本亦加快与美国谈判,要求冲绳“回归”。与地缘政治变化相对应的另一种力量,不可小视。《石油战争》的作者威廉·恩道尔对本刊分析:“以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石油公司雪弗龙为代表的欧美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地区十分活跃。美孚公司从上世纪70年代‘越战’时期,就在南中国海钻探,还跟越南人佯称这里什么都没有。”有着更为先进技术,并且更为强悍的牟利冲动的石油公司的介入,石油公司所在国利益以及公司开发石油地区的国家利益混杂,南海开始更复杂化。

  越南战争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同时随着中美建交,“美国不再反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新的均衡由此在重新建立中。不过,这时离“冷战”的结束尚待时日——在美国军队撤离越南后,苏联的地理学家和地球化学家很迅速地就与越南建立了合资企业,发现了包括九龙盆地白虎油田在内的两块油田。它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诱因——“于是,美国人又想回到这里。”

  之后,“冷战”虽然结束,但大国对南海的实际争夺其实一直在针锋相对,南海也因此成为各大公司、各国力量交叉渗透的区域。它的复杂性,不仅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导致的诸国主权要求重叠,不仅因为公司利益、国家利益对南海资源的争夺,还因为复杂的地域政治较量的因素。

  由此,我们真应该重新来认识美丽而富饶的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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