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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证据表明,孟浩然是一位好酒人士。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新唐书》孟浩然传等多种文献,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山南采访使韩朝宗十分欣赏孟浩然的诗歌才华,带他一同赴长安,准备向朝廷举荐。韩朝宗为了替他造声势,先行一步,约好日子一同进朝廷。不料,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孟浩然遇到老朋友,就进了酒家,喝上了。当时有人提醒他跟韩朝宗约定的事,孟浩然很不以为然地说:“业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它!”结果,误了约会,惹怒韩朝宗,不再替他引荐。

  孟浩然本人,也并不后悔。事关仕途命运的举荐机会,孟浩然竟然可以为了喝酒,置之度外。可见,他好酒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这一点,唐代诗人当中,大约只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诗仙李白可以相提并论。不过,李白的酒后狂放,很可能是受到了孟浩然的影响。李白在《赠孟浩然》一诗中,有“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两句,可知李白对孟浩然的嗜酒行为是欣赏、钦佩的。

  如此好酒之人,本应深受酒精的两大影响:麻醉和兴奋作用。具体地说,麻醉使其摆脱世俗的烦恼和束缚,兴奋使其灵感勃发文思泉涌。李白、杜甫,都是深受酒精这两大作用嘉惠的诗人,他们许多“凌沧州”“撼五岳”“泣鬼神”“惊风雨”的作品,就是在飮酒之后写成的。

  而孟浩然,读其诗作,我实在替他感到惋惜:他经常喝酒,似乎也经常喝高,但是,他始终都能保持理性,从不说醉话。换言之,酒精对孟浩然的麻醉作用仅限于脸红眼晕腿虚之类的生理层面,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精神世界,没能让他多说一句话,发一点儿感慨。因而,酒精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没有任何促进作用。他的跟酒有关的诗句,酒都只是一种普通的食物,诗句中几乎没有酒后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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