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去世两年多的光绪皇帝，在九泉之下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在一夜之间会成为成都罢市的“总指挥”。

图为光绪皇帝画像（1899年）图片来自作者私家收藏

　　已经去世两年多的光绪皇帝，在九泉之下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在一夜之间会成为成都罢市的“总指挥”。

　　1911年8月25日，成都城内3万多民户，几乎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贴了一张黄纸，上写“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几个大字，取代了原先秦琼和尉迟恭的门神位置。在“神位”两旁，则是“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列小字，都是从上谕中摘出来的光绪语录。

　　主要街道上，人们兴奋地用黄纸、竹片和糨糊，为光绪皇帝扎着“圣位台”。大小官员和行人，经过任何一个“圣位台”，无论挂着什么“车牌”，无论什么级别，都必须下马下轿，鞠躬行礼后才能前进。成都一下子成了一个“步行城”，令平时从无机会骑马乘轿的底层百姓们，大为欣喜。

　　8月24日晚，全城响彻着清军跑步前进的整齐步伐声、口令声和枪刺枪托的撞击声。来自陆军六标（团）、六十八标（团）及巡防第一营、第四营的军警，荷枪实弹，布满了成都主要街道，及政府机构、外国领事馆、教堂等重要部位。本地媒体感慨，这是成都200多年来首次经历这种紧张局面。

　　罢市

　　股东会高层故意传递了不完整的信息，政府的补偿意图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最终整个方案被解读成政府“夺路”加“劫款”，引爆了民众的对抗情绪。罢市当天，米的价格飙升到了1500文一斗……

　　一切都从前天（8月23日）开始。

　　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向总公司转来了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电文。先前，因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擅自”与政府合作（《中国经营报》2010年11月15日第1886期D7版“炉火上的总经理”），川路公司已经宣布罢免其职务。现在，中央明确宣布，根据公司章程，重大变更必须由政府决定，因此否决对李稷勋的罢免，李必须留任。

　　次日（8月24日）本是初一，股东会休会，但是，保路派们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大会。上午10点，数百名与会的股东代表们都被召集到了川路公司的会堂，股东会会长颜楷向大家通报了政府的态度。吊诡的是，颜楷居然并未宣读如此重要的政府电文，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约忆重要数端”。在他的解读下，政府的行为被解释为：修路仍支川款；反对国有的是“少年喜事之人，并非公正绅董”；要求川督用严厉手段对付非法聚会。

　　显然，这样断章取义的文件传达是极为片面的，尤其是第一条。在政府的原文中，宜昌路段“不停工”、“交接前继续动用川款”及“交接时通盘核算”（即最后通盘补偿），是一个完整的方案；动用川款只是在交接前维持运转的正常手段，与“夺款”毫不相关。但是，股东会高层却故意传递了一个不完整的信息，最终整个方案被解读成政府“夺路”加“劫款”。

　　这种完全失真的信息传递，当场就引爆了群众的情绪。“会场一片哭声、喊声、骂声、捶胸顿足声、演说声、纠察整饬秩序声、会静众声……”在这种情绪下，有人高喊罢市、抗税。

　　股东会上的风声早已传出，街面恐慌，已经有店铺开始关闭。与会者催促主持人赶紧散会，众人还没散尽，街道上的店铺已经关闭了一大半了。当天，米的价格就飙升到了1500文一斗。

　　被推作代表的罗纶、邓孝可等，到总督府向四川总督赵尔丰做了说明。当晚，川路公司与政府共同邀请各街道的街正开会，要求在罢市中尽力保住秩序不乱，由各街公举几位“公正明白人”担任纠察，配合街正，街上出现暴动者时，大家应该立即报请街正出面劝阻，如果不听，再采取强制措施；巡警退居二线，即使巡警发现暴动者，也必须先请街正劝阻，无效时再动用警力强制执行。众人欣然同意。

　　散会后，同志会的告示贴遍了成都城，约法五章：勿在街市聚众；勿暴动；不得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柴米油盐等饮食照常买卖。这在日后的“革命”史家眼中，成为保路派“革命”不彻底的证据。在成都将军玉崑8月26日发给北京的家信中，这位敏感的满洲将军认识到：“以刻下事论，将来怨久愤深，必有大兵劫可虑。”历史证明了，他又一次判断正确。他还告诉家人，现在既不能得罪保路派，也不能帮着他们向朝廷说话，“言者多败多事，多事多害，以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