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的“新政”：清政府如何一次次错失改革空间？-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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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年来，清政府实际是自己将自己的可控空间一次次紧缩，已经微乎其微。此时，“新政”的成败好坏，尤其是“新政”能否顺利过渡到“立宪”，关系到“改革”与“革命”赛跑的胜负，关系到清政府的生死存亡。

　　1901年1月29日，庚子事变西逃途中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准备实行“新政”的上谕：“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终于承认“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当然，“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这“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却是事实，“新政”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逐渐错失的改革空间

　　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的新挑战缺乏睿智，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好地抓住变革的最初时机。林则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对一个政权明显有利的政策，却无人理睬，反而受到批判、抵制，直到20年后，洋务派才在巨大阻力中将其付诸实施。

　　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统治者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巨大阻力，产生今人难以想象的激烈争论。

　　“新器物”的益处显而易见但引入中国阻力尚且如此强大，“新政府机构”的益处相对间接，遇到的阻力就更强烈。例如，当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现代化舰队由沿海地方督抚建成，管理却仍沿袭传统地方管理水师体制。左宗棠、李鸿章意识到旧管理体制无法管理现代化舰队，有现代化舰队必须要有现代海军机构统一指挥、管理，就主动向朝廷提出中央应建“海军衙门”，统一海军大权。这一明显正确、且明显对朝廷有利的主张却为朝廷所拒，其理由是政府传统只有“六部”，建海军衙门是破坏传统、“以夷变夏”。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福建舰队全军覆没后，左宗棠、李鸿章再次上奏，朝廷才在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

　　由此亦可看出，清政府很少事前主动变革。大多是事后被动应变，确已病入膏肓。成立现代世界普遍适用的“海军衙门”，并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增强朝廷权力，都如此艰难，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艰难，可以想见。

　　从行政入手的政改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

　　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

　　这次政治体制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他们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

　　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

　　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