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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年来,清政府实际是自己将自己的可控空间一次次紧缩,已经微乎其微。此时,“新政”的成败好坏,尤其是“新政”能否顺利过渡到“立宪”,关系到“改革”与“革命”赛跑的胜负,关系到清政府的生死存亡。

  1901年1月29日,庚子事变西逃途中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准备实行“新政”的上谕:“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终于承认“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当然,“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这“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却是事实,“新政”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逐渐错失的改革空间

  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的新挑战缺乏睿智,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好地抓住变革的最初时机。林则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对一个政权明显有利的政策,却无人理睬,反而受到批判、抵制,直到20年后,洋务派才在巨大阻力中将其付诸实施。

  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统治者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巨大阻力,产生今人难以想象的激烈争论。

  “新器物”的益处显而易见但引入中国阻力尚且如此强大,“新政府机构”的益处相对间接,遇到的阻力就更强烈。例如,当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现代化舰队由沿海地方督抚建成,管理却仍沿袭传统地方管理水师体制。左宗棠、李鸿章意识到旧管理体制无法管理现代化舰队,有现代化舰队必须要有现代海军机构统一指挥、管理,就主动向朝廷提出中央应建“海军衙门”,统一海军大权。这一明显正确、且明显对朝廷有利的主张却为朝廷所拒,其理由是政府传统只有“六部”,建海军衙门是破坏传统、“以夷变夏”。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福建舰队全军覆没后,左宗棠、李鸿章再次上奏,朝廷才在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

  由此亦可看出,清政府很少事前主动变革。大多是事后被动应变,确已病入膏肓。成立现代世界普遍适用的“海军衙门”,并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增强朝廷权力,都如此艰难,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艰难,可以想见。

  从行政入手的政改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

  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

  这次政治体制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他们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

  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

  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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