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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春秋评论”有多篇文章谈到了李林甫。人们对他的口蜜腹剑、他的弄“獐”之喜、他的“野无遗贤”,多有议论。而我以为,玄宗皇帝对他的使用,给后人留下的思考更为沉重。

  玄宗晚年时,与给事中裴士淹臧否朝中人物,对李林甫的评价是:“妒贤疾能。举无比者。”早就看出了李林甫的德行,却让他干了十九年的宰相,何故?

  原来,李林甫不是一个不学无术、一无所长的庸人,而是很有两把刷子的能人。《旧唐书》里说他“自处台衡,动循格令……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 有这样几件事,颇可一读:天宝九年,一位靠伎术赢得玄宗欢心的官员,在自己得到提升之际,请求皇帝也给自己的女婿弄个“及第”的功名,“玄宗许之”。 但到了李林甫那里,硬是给顶了回去:“明经、进士,国家取材之地……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观材!”宰相宋璟的儿子宋浑是他的好朋友,并因他的推荐,当上了高官,但宋浑违法乱纪的罪行暴露后,他不徇私情,奏请皇上硬是将宋浑流放到了边远的岭南。开元十六年,他任御史中丞,看到了各地定罪的标准不一,乃上疏称:“天下定脏估互有高下……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开创了统一刑罚标准的先河。唐人封演写的《封氏闻见记》中记载,李林甫“在官有异政”,“吏人立碑颂德”……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两个李林甫:一个是按规矩办事,能够稳定大局的李林甫,一个是作为小人、奸佞的李林甫。人的复杂性多面性同样体现在李林甫的身上。玄宗皇帝看重的是他的“动循格令”的一面,却对他的德,他的小人、奸佞的一面不加限制。再加上玄宗晚年“倦于万机”,贪图享乐,“自得林甫,一以委成”。于是,悲剧发生了,大唐王朝积存着的各种深刻社会矛盾终于在“安史之乱”中得以总爆发。

  而领导这场动乱的头面人物安禄山,在没造反时,每次见到李林甫,都是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喘;即便远在边关,也总要打探“十郎”对他的态度,李林甫的能力不能说不大。但这样的能力,却源自李林甫的私心。贞观以来,蕃将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于是那些领导和控制蕃将的“重臣”常入则为相。李林甫为了自己固位专权,断绝其他重臣入相的可能,对玄宗说:“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玄宗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大约也是看到了他控制蕃将的能力,却不知这表面的一时的能力为王朝的衰亡埋下了长久的祸根。

  只重其才,不重其德;只图一时之安稳,忘记长久之忧患;只看表面的能力和“政绩”,不看能力、“政绩”背后包藏的私心、祸心,是玄宗皇帝用人的失败。“好官我自为之”,只求在位时不出大乱,不管是不是为国家留下祸患,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实现自己的私欲,是李林甫的奸佞所在,这样的教训很深刻。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能从一些不良官员的身上看到李林甫和玄宗皇帝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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