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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天降奇灾考验着宛如夕阳西沉的帝国。作为一个前现代政府,清廷可以说竭尽了所能,很容易被今人诟病的官僚贪腐无能的病灶也并未大面积地恶性发作。究其实,紧接“同治中兴”时代,元老重臣均在,朝野风气未坏,中央政府的威严尚存,法纪和儒家道德并未遭到普遍蔑视,这些都是山西赈灾取得一定成效的根本原因。在此之后,一个看上去早已摇摇欲坠的帝国居然还能支撑三十余年,从山西大灾中也能窥出端倪。

  当然,终究是前现代的政府,前现代的官员,他们的思维终究无法突破过渡时代的一些显著特征。李提摩太离开山西时,向曾国荃提出了包括向粮价低的地方大规模移民、修筑铁路等建议。根据曾的指示,一群官员通过讨论给予了回复,“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度。灾荒之惨状,具见于各种官书野史。

  有史以来哪一次灾荒最为严重?当推晚清华北大旱灾。其时间跨度长,从光绪二年年底(公元1876年)至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受灾面积大,直隶(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带)、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均在其中,死亡人数据估计更高达千万,五省又以山西受灾最为惨痛。

  可惜这样一次大灾,以往学者均感叹文献不足征。现在这一遗憾得到了弥补,岳麓书社最近出版了皇皇六巨册的《曾国荃全集》,而曾氏于大灾期间正在山西巡抚任上,关于这次灾情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其书札、奏疏、批牍中均有翔实记录。如果我们利用先前发掘的资料,与此书进行比较,则可借此考察晚清帝国应对大事件的能力,也会对真切了解晚清社会有所裨益。

  清政府的动员能力经受着考验

  古有“荒政”,设立粥厂、平粜、放赈、组织慈善捐助、免饷减税,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政府面对灾荒的既定动作。粥厂是随时都有的,但遇到荒年,则可由官方和民间增设以应急;平粜是指政府把常平仓的粮食拿出来,平价售卖,以稳定粮价并抑制商人投机,或者贷粮,待百姓有收成后归还;根据需要另有“散米”,这和粥厂施粥一样,是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最困难民众的免费救济;放赈除了粮食,也有发放银子的;免饷减税则一般在灾后,饷为军饷。而学界公认,清代是“荒政” 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

  对山西大灾,清廷的反应速度不能算慢。光绪三年五月,刚刚到任的曾国荃向朝廷汇报灾情时,即提出把光绪三年上半年的应解京饷五十万两,拨出二十万两作为赈灾,很快便得到了清廷的允准。除了山西官方设粥、放赈救急外,民间救济活动也踊跃开展了起来。从曾国荃在山西巡抚任上留下的几件批牍中,我们可以窥出当日官方敦促富人慷慨解囊的情形。榆次县在山西属经济较好之地,但募捐情况让曾氏不满,“该县著名巨富二十余家,闻其家赀大者亦五六十万不等,何以此次仅捐银十四万两耶?此上富未能尽力捐输之实据也”。他要求属下在民间宣传好“穷者不能生存,富人也无法安享富贵”的道理,“此次通省奇灾,全仗富者出赀,官场出力。方救全大众性命。贫民之心志贴然静谧,斯富民之身家乃能永保无虞。若富民但为一身一家之计,不肯出余赀以救人,牧令又常存一邑一隅之见,亦竟置大局于不顾,则赈务不易办矣”。

  应对大灾,必须调动一国力量。在山西之外,捐助活动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这种捐助主要经由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进行。在官方渠道中,一是由政府在官员中发动倡议,实近于摊派,据曾国荃光绪四年七月之奏疏,官员捐款捐物数量不菲,“除天津收过各省官绅商富捐助晋赈银两,业由直隶督臣李鸿章会同臣开单奏报外,所有山西省城赈捐局先后收过京外捐助赈需银米,截至七月十五日止,共银十万一千二百七十八两,粮一千五百石”;二是通过办理捐纳,即向有钱人出卖政府所颁之“虚衔”,以获得赈灾款项。这种做法今人称为“卖官”,但古今对比也有很大不同:它由政府公开出面组织;所颁系荣誉衔,要得到实授还要有很多条件;客观上有加强社会流动的功用。民间渠道的捐助活动多由有名望的绅商主持,“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人给山西、陕西、河南等各灾区捐银合计即高达十万两,另据《申报》,苏浙一批热心绅士亲历灾区,经其筹备的捐银前后超过六十六万两。如此种种,都证明作为国家符号,当时的清政府还是具备一定的动员能力。

  尽管如此,赈灾仍然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之处。有的是细节不善,如粥厂往往设于城中,“近者得食,远者不获一餐。……使民奔走不遑”。当时媒体报道,“赴城领赈所须付出体力透支的代价,令乡人感到不值得作这尝试”。有的是历史遗留难题,如交通运输条件太差,使赈灾工作往往事倍而功半,曾氏感叹:“所有采买之粮,价值居其一,运费居其九,以故竭天下财力,皆销磨于脚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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