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故笔者尝试择取最为隐秘的私人记录——日记为素材，解剖朝廷重臣、一般士大夫及青年学子三阶层的日常生活，以期呈现出那一年的不同面容。

　　辛亥革命已过去99年。以往有关辛亥的论著已堪称汗牛充栋，但似乎多侧重史实评述，对大变局下单个个体所思、所想、所言的关注略显薄弱。常言道：一滴水可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故笔者尝试择取最为隐秘的私人记录——日记为素材，解剖朝廷重臣、一般士大夫及青年学子三阶层的日常生活，以期呈现出那一年的不同面容。

　　徐世昌与那桐：同作清廷掘墓人

　　辛亥年间，徐世昌、那桐二人同为内阁协理大臣，其职务相当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堪称位极人臣，高居权力之巅。不过，这两位朝廷大佬得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与一个人的提携密不可分，他便是袁世凯。

　　1911年5月8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徐、那二人同被授为协理大臣。二人接旨后，反应竟极为一致。徐于日记写道：“蒙恩授为内阁协理大臣，时艰任重，拟具疏恳辞。”那亦然，“具折恳辞内阁协理大臣差事”。其实二人此举，既非自谦，亦不是唯恐难以胜任，实乃欲逼迫皇室请袁世凯出山。好在摄政王载沣坚持己见，不准请辞，二人之谋划遂未能得逞。

　　不过袁世凯又岂是“池中之物”，终有复出的一天。武昌首义爆发后，举国响应，清廷顿时方寸大乱。于是徐、那二人再度活跃起来，他俩联合奕劻，四处散播“唯有袁世凯方能收拾残局”之论调。载沣出于无奈，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大局。孰知袁世凯奉诏后，却故意徘徊观望，以“步履维艰”为借口迟迟不赴任。这可急坏了徐、那诸人，徐急忙微服出京，到彰德劝袁出山。关于此事，徐在《韬养斋日记》中只字未提，既可见该行动极为隐秘，也反映其城府之深。

　　眼见时机成熟，袁世凯不再蛰伏，接受任命，独揽大权，其与徐、那二人的来往便愈加密切，这在二人的日记中颇有体现：

　　十月初四（11月24日）在慰廷(袁世凯)宅早饭。午后访琴轩，谈。

　　初五（11月25日）在慰廷处早饭，访琴轩。

　　初六（11月26日）到慰廷处，晚饭后同访琴轩，久谈，夜归。

　　（以上为《那桐日记》）

　　三人私下里过从如此频繁，定当有要事相商，恐多半与篡权阴谋有关。更堪玩味的是，自从11月26日夜里与袁、徐二人密谈后，那桐便称病不出。起初只是请假十日、十五日，后来干脆续假二十日，直到清廷覆亡。同时，期间袁世凯“派卫兵二十六人来家常川守护”。可知那桐此举实乃与袁、徐密议之结果，其告病养疴是假，免责避祸是真。

　　而徐世昌这边，则继续充当“卧底”。可笑的是，清皇室居然依旧蒙在鼓里，先是破例赏赐徐世昌入值用膳之特权，后又授予他太子太保之殊荣，大有托孤之意。孰料徐并非妙手神医，实为催命郎中。正是他忙前忙后，打通关节，袁世凯逼清室退位的计划才得以顺利进展。甚至在溥仪的退位诏书上，徐也做了手脚。据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爆料，退位诏本由张謇起草，徐世昌后又偷偷加入一段：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徐世昌在日记中仅有一句记载：“今日奉旨宣布共和政体，组织临时政府。”一周后（即壬子年正月初一），那桐则于日记里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江山易手，王朝灭亡，徐、那二人非但没有痛心疾首，愤恨萦怀，反而一个轻描淡写，一个满怀喜悦。可见清廷在他二人心中之分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辛亥之政局，如同一场清廷与革命军对垒的足球赛。清廷教练组即满清皇室，队员乃以袁世凯、徐世昌、那桐为首的一干重臣。面对革命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队中有人故意罢赛，如那桐，更有队员消极比赛甚或踢假球，如袁世凯、徐世昌，于此形势下，清皇室焉能有不下课败北之理？

　　郑孝胥与恽毓鼎：“疏槐短柏总伤神”

　　1911年，郑孝胥、恽毓鼎两位的人生轨迹可用四字概括：殊途同归。

　　之所以说二人殊途，首先在于该年郑、恽仕途遭际迥异。通过端方和盛宣怀的一番运作，郑孝胥出任湖南布政使，从而再度为清廷效力。恽毓鼎则没有这般好运气，是年四月，他黯然离职。

　　其次，二者之政见亦针锋相对。郑孝胥在清末乃活跃人物，是铁路收归国有政策和立宪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与参与者。与之相反，恽毓鼎则认为二者都不靠谱。在他看来，铁路国有“此策创于邮部盛大臣”，该措施“启祸而有余，乱其始此矣。”时人“侈谈立宪，举国内外政而纷更之。我瞻中原，蹙蹙糜所骋矣。中夜悲愤，不禁泪下。新学小生，以此愚监国而骗功名；监国阁臣，以此自愚而忘宗社。人心尽去，宪将谁立耶？”平心而论，恽反对立宪颇显落伍，不过质疑铁路国有确也有几分见识。政府仓促间取消铁路商办政策，言而无信，有如儿戏，必定会招致商怨民愤。所以郑的国有主张真乃病急乱投医，悖时逆势。

　　当然，仕途、政见虽不同，但二人之抱负却极为一致，即捍卫清室之安危。出任湖南布政使后，郑颇踌躇满志。6月20日，借入朝谢恩之机，郑迫不及待向载沣进言，“痛论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策”。据郑日记称，“摄政王屡颔，甚悦”。赴湘途中，郑更是将新官上任之喜悦付诸笔墨，“常人类多偏狭而不知轻重，故其是非颠倒有不可以理喻者。”“余既出任世事，当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损我哉。”其志向之大可见一斑。恽毓鼎虽身居市井，不在其位，无郑之风光，但依然深怀用世之心。读其《澄斋日记》，便知其日常所阅之书多为政史类典籍，诚如其言“五十解组，此心究难忘世，不能不预储学识，为异日行政之权衡”，大有东山再起之势。

　　大厦将倾，覆败之局又岂是郑、恽两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挽回的？于此江山易主、新旧鼎革之秋，郑孝胥“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过味”，“惟有以遗老终耳！”恽毓鼎则“悲愤交迫，几不聊生”，徒叹“今年犹是去年月，不照清娱偏照愁”，“自分永作江湖逸民，不复与闻政事。”枯坐书斋，青灯孤影，痛思过往，万念俱灰，二人唯有一边擦拭泪水，一边总结亡国根源：

　　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

　　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今日之谓也。……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以上为《郑孝胥日记》）

　　其实亡国之祸，早伏于十年之前。光绪庚子以后，孝钦显皇后未免倦勤，又鉴于义和团之乱，肇自宫廷，于是遇事一意脱卸，唯求及身幸免，不复作永远苞桑之计。迨景皇升遐，利于拥立幼冲，不致翻戊、庚两案，以神器之重，授之暗懦孱王。父监于国，而君为虚位。名之不正，莫过于斯。醇王承述父志，排斥汉人。……载搏乳臭小儿，不足挂齿。广张羽翼，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昏浊，贿赂公行。……呜呼！二百余年培之而不足，三年余覆之而有余。（以上为《澄斋日记》）

　　郑、恽所言虽颇中肯綮，但毕竟乃后见之明，于事无补矣！

　　辛亥年除夕夜守岁之时，恽毓鼎曾作诗一首，曰：

　　堂堂岁月随朝政，落落衣冠与我亲。先祖宁知王氏腊，晓钟迷恋汉宫春。

　　偏闻梓舍传生子，忍见蓂阶废建寅。诘旦慈宁门外路，疏槐短柏总伤神。

　　伤神之余，不知郑、恽二人是否心存一丝悔意？当初究竟是谁出卖了瞿、岑两位重臣？当初又是谁帮端方、盛宣怀策划铁路国有方案？从而令本已鱼烂不堪之政局终至无法收拾。

　　胡适与吴宓：“远近高低各不同”

　　胡适、吴宓二人，一位提倡新文学，一位力持旧文化，活脱脱一对民国文坛上的冤家。其实双方之认知差异早在辛亥年即已种下。不妨将时光倒回，看看彼时二人的心路历程。

　　1911年的胡适已远赴大洋彼岸，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深造。翻检其日记，不难发现质疑旧传统的苗头已于胡适心田萌发。

　　3月8日，胡研读美国《独立宣言》，细细品来，“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稜，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6月17日，在讨论课上，李佳白主讲《孔教之效果》。胡适感觉时值20世纪，仍宣扬儒学，“已为一耻矣”。更让他十分不爽的是，席间有一位Dr. Beach君，居然对胡适讲道：“君等今日有大患，即无人研求旧学是也”，进而“大称朱子之功”。胡虽未当面反驳，不过在日记里却留下“如芒在背焉”的感受。

　　武昌首义后，不少人认为只有袁世凯方能力挽狂澜，胡适却不以为然。在其看来，袁“此人真是蠢物可鄙。”当翻阅《神州日报》，看到众多夸赞川督岑春煊之词时，胡“读之不禁为之捧腹狂笑”。甚为可惜的是，胡适日记写至是年10月30日便中断，后续部分据其称已散轶。故我们不能更为细致地把握其思想脉动。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年的胡适对专制王朝并无好感，反倒对革命势力颇为同情。

　　再观吴宓，1911年对他而言，则是内心极为纠结的一年。因为这一个寒暑轮回，他始终为学业所困。

　　吴于当年2月初抵京，参加清华学堂入学考试。按照规定，即使考入清华，也尚需四年方有资格赴美留学。其实吴宓之前已接受较为系统的中学教育，但为了圆留洋梦，吴心想“将来果能靠住往新大陆一游，则静待几日亦无可奈何之计，否则机会不易得也。”但当时留学生多为“富二代”或“政二代”，终日游手好闲，他们靠老子的钱和权买通校方，垄断出国名额。于是乎，弃学东渡之念闪过吴宓脑际。东渡便意味失去留美机会，留守仍需忍受各种怪现象，吴不免于此两种选择间犹豫徘徊。其日记里对此心情有着极真切地记录：“人生最苦莫如心有两事，未知所可，交战于中，实觉难受。且人更不可心动，余心已动，直怦怦不能自已。”一番思想斗争后，吴终放弃东游之打算。

　　然后时局的骤变已不容许吴宓安心于清华求学了。武昌事起，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清华“学生有出校回籍者。而同班之中，亦有若干人请假入城，侦探消息，藉作逃计。殊觉惶惶异于常日也”。同时“本校中国教员，多半已皆辞职回籍”。此刻之吴宓，反而天真地认为革命军难成气候。这其实与其脑中较为浓厚的卫道思想有关，即使到了民国六年，一次他在火车上遇到张勋的辫子军，竟还赋诗赞曰：“健儿喜道年时绩，白下将军破敌归”。也正基于此因，当同学纷纷离校避难时，吴还故作淡定，以为“能经此一番离奇变迁，目睹而心识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幸事也。”不过随着风声一日紧过一日，吴宓内心也波澜起伏，再度纠结起来。

　　看着学友东奔西逃，听闻战局风声鹤唳，吴“终日心中忐忑，至不静适”，忽而欲赴沪避难，突然又决定“静居以观后变”，实则心乱如麻，手足无措。至11月8日，吴终得解脱，学堂宣布暂行解散，每人补助旅费20元。吴便收拾行装，于次日奔赴上海。临行前，吴于日记中写下颇为伤感的一句：“回顾清华园风物，怆然欲涕，未审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此话究系眷恋清华学堂？还是叹惜学业中断？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后人恐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透过其日记，察觉吴宓之内心依然极度纠结。

　　同为青年学子，胡、吴二人一海外求学，一国内苦读；一洞悉时局，思想开明，初具独立之思考，一雾里开花，水中望月，仍经历成长烦恼，其见识之远近高低判然有别。当然，之后的民国文坛，胡揭翥新文化之大纛，吴执学衡派之牛耳，两者学术追求之远近，思想境界之高低，则愈加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