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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书中都使用过一幅著名的十月革命“历史图片”,一队武装的人流在夜色中,在火光的映照下冲向冬宫。但实际上,这是苏联著名导演谢·爱森斯坦早期电影《十月》中的一个镜头。不管这种剧照的视觉效果有多好,它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记录。

  在二十世纪历史上,俄国的十月革命无疑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无论你打开哪一级次的历史教科书,它都赫然而现,占据着相当的篇幅。尽管这场影响深远的革命过去已经九十余年,尽管它的发生地因二十世纪末另一次震动世界的剧变给当代人留下了更强烈的印象,但十月革命,如同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一样,一直是并且还会继续是评说历史无法绕开的严肃话题。闻一先生的《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就是一位中国学者在九十余年后,与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十月一次坦诚、真挚的隔空对话。

  大致来说,历史学者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是掌握第一手材料,二是有一个可供批驳的对象。就像全部装备实弹的士兵被派上战场,面对一个个活靶子,血脉贲张,豪情难抑。历史学者职业的本能就是用笔正史:正本清源,去伪复真。

  闻一先生给自己装备了丰富的实弹,这些实弹就是被尘封多年、现在大量公布的历史档案。闻一先生也给自己找到了靶子,这个靶子就是曾经被奉为经典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从本书的“开篇”,到以后的绝大多数篇目中,“简明教程”被反复提及,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大量的档案材料,以及据此进行的分析和相应的结论。我甚至恍若看见作者时时在搭弓引箭,箭镞所到,历史“后期加工”的画皮,百孔千疮,碎片落地。于是,我看清楚了——不仅是我而是所有读者都看清楚了:“阿芙乐尔”巡洋舰向冬宫轰击的炮声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从一种对盘踞在冬宫的临时政府部长们的最后警告式的手段,经过不断的政治加工,变成了攻打冬宫的“总信号”,并最终被符号化,成了“宣告了新纪元即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开始”的标志。我们也看清楚了,在发动十月武装起义的关头,托洛茨基不仅没有向敌人泄露布尔什维克预定起义的日子,而是使列宁立即发动起义的决策得以及时实施的关键人物。人们还看清楚了,流传已久的“列宁和斯大林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或“斯大林亲自领导了十月革命”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斯大林当时并不在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更没有像各种宣传作品中表现的他和列宁总是形影不离,而是另有分工……

  “简明教程”已经成为非信史的典型,把它当作靶子,从这里开始正本清源很有必要。何况,这本书曾经一度成为我们学习苏联史必读的“经典”,里面那些结论式的词语影响深远。好在,这本书的神圣光环早就不存在了。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个人崇拜推波造势的代表之作,它已经随着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的消逝而很少被人们正面提及了。苏共二十大之后,反对个人崇拜运动在还原某些历史真相上起到了关键作用。1959年由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共中央委员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的新版《苏联共产党历史》出版,对“简明教程”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纠正,尽管不是十分彻底。记得当年有人专门比较过两者行文上的差异,也就是《苏联共产党历史》对“简明教程”做了哪些纠正。此后,每隔一段时间,苏联官方就对其进行修订。不敢说这些版本讲的都是信史,但显而易见“简明教程”的很多结论从此消失了。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实际上已经做了自我修复式的工作;俄罗斯官方颁行的各级别历史教科书对有关十月革命的历史叙述与评论,与“简明教程”更是大相径庭。当然,这些国人也许并不十分了解。即便如此,闻一先生的这本书体现出的对探求历史真相的执著,还是令人敬佩。

  还要补充一点,书中正史正得很细致,细到论述和纠正了一幅历史图片的真伪。这幅图片反映的是一队武装的人流在夜色中,在火光的映照下冲向冬宫的情景。很多书中(其中包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都把这幅图片作为真实的历史照片加以使用。但实际上,这是苏联著名导演谢·爱森斯坦早期电影《十月》中的一个镜头。不管这种剧照的视觉效果有多好,它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记录。

  诚如闻一先生在序里所说,他主张把“十月革命和革命的十月当成一门与国家、社会发展、与人类命运相连的重要人文科学”来看待和研究。因此,十月革命就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一次起义,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其内容的丰富自不待言。

  在书中,看得出作者力求从更多的角度、更宽的横断面上来展示这场社会变革。除了用不少的篇幅写了十月武装起义之外,作者还用细腻的笔触勾画了变革中的军队、农村、外交、国内战争、文化以及反映这段历史的艺术作品。这样写出的十月革命就不单单是政治史了(尽管政治的内容仍然占了很大的篇幅)。就以农村为例,那时的俄国是农民占多数的国家,而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之前的工作重心并不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工人(赤卫队)和觉悟的士兵(主要是彼得格勒附近的水兵)是十月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也是布尔什维克党依靠的中坚。但是,政权更替和社会变革不可能不触及广大农村,苏维埃政权成立伊始就面临的严重威胁——粮食奇缺,也直接关联到农村和农民;更不用说不管是旧军队(“带枪的人”)还是新组建的红军中,还有很多“穿军装的农民”。因此,十月革命给农村带来的冲击与布尔什维克在农村进行的改造,是关乎新政权命运乃至俄国命运的问题,它的分量,重于泰山。

  从《土地法令》开始,苏维埃政权就开始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改造。面包或者说粮食,是这一改造的一个主要抓手。在这个抓手下,面包——粮食被赋予了阶级意义,之后又与一系列法律法令联系在一起,并一度成为需要动用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随着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成立和“余粮征集制”的实施,这场社会变革更加深刻地触及了俄国农村。作者在书中写到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成员对农民的看法,其中包括对面包——粮食的看法,这些看法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农民的政策以及对所依靠的力量和所采用的手段的选择。从组织全副武装的“拦击队”到实行“粮食专政”,从征调工人组成武装征粮队下乡到动用军队进行“十字军讨伐”,从反对富农到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社会大变革之下的农村和农民的悲喜欢泣,苦辣酸甜,跃然纸上。作者为我们概括了苏维埃政权执政初期的两个特点:“一是它在痛苦地、艰难地学习管理俄国这个庞大的国家,二是它在一切的选择中选择了它认为是最佳的和最直线的路线:通过如同剥夺政权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样,也用剥夺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问题、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社会改造问题。的确,这条道路痛苦而艰难,农民的反抗——从分散的、个别的恐怖活动到组成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贯穿了1918-1921年苏维埃政权的幼年时期。同时,还有一种“非暴力的反抗”,犹如山间小溪,几乎是无声地一往直前,这就是暗中涌动着的由“背口袋的人”组成的“大军”。苏维埃政权各种严格的法令和配套手段,在这支“大军”面前形同虚设,防不胜防。1919-1920年间,由这支“大军”背进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的粮食不少于三千普特(相当于四十九吨之多),占了运进这些城市的粮食总量的64.4%和城市居民实际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二左右。看看书中引用的这些数字,就不难明白,什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力量。当然,在交了“学费”之后,尊重现实、勇于探索的列宁做出了调整,以新经济政策这种让农民更容易接受的方式,继续着对苏俄社会的改造。

  另外,如果你对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历史有所了解的话,读了书中有关农村和粮食问题的篇章,你会不由得感到触动。对农村的阶级分析,对富农的敌视政策,在解决粮食问题上首选的行政命令办法和强力剥夺的方式,以及“一刀切”式的法令和执行中的过火、走样等等,不是再次现身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吗?尽管两个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执政者的思路和做法却何其相似。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很多领导人,都批评过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也从锋芒直指布尔什维克的农民起义和暴动中得到了教训,但这种错误纠正的是不是彻底?教训是不是足够深刻?夹在前后两次农村大改造中间的新经济政策,对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进而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运动这个历史线条上的转换与联系?一本好书应该能够让人掩卷沉思。

  写十月革命当然不能不写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这段历史的主要书写者。尽管作者也成段引用了列宁的讲话和文章,这和一般的教科书有些类似,但这里的列宁是有血有肉的:有领袖的高瞻远瞩,也有政治家的平衡智慧,既有精准的预见,也有判断的失误。列宁对武装起义时机的把握上显示出他的远见和敏锐,在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列宁也焦虑也激动,他“像一头笼中的狮子”在斯莫尔尼宫房间里走动,并且“在骂人,在吼叫”……就是这些,描绘出了一个历史瞬间的列宁,一个鲜活的列宁。同样,当他面对像托洛茨基、斯大林这样的党内重量级人物的相互争斗,为了避免分裂,尽量调和,回避充当“裁判”。看起来,列宁似乎没有事事处处立场明确,态度分明,但这也正是列宁作为领袖、政治家的应有表现。

  书中写斯大林的篇幅一点不比列宁少。也许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个“争议人物”,是“简明教程”里被放大、夸大的一个。对斯大林,作者也是在展现他的重要政治活动的同时,不忘添加上性格的油彩。在负责南方征粮工作时,斯大林在给莫斯科中央人民委员会的电报中,常常是用没有商量的口吻讲话,指示人民委员会的有关部门该办什么事以及怎么办。要知道,那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列宁。在要求掌管北高加索军区最高军事权力的问题上,斯大林坚持己见,不做妥协,不仅直接向列宁提出给自己军事性质的特别权力,对当时的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更不放在眼里,并且在没有收到中央的答复之前就“自行其是”。在征粮过程中,斯大林采取非常措施,处罚、逮捕和处决一切抵制粮食征集的人。当很多农民逃进森林后,斯大林征粮队的口号就是:“把森林伐光——让木片飞起来。”在谋取北高加索军权中,斯大林自己说“手不会发抖”,把原来的北高加索军区说成是“卑鄙的和疯狂的冒险家”聚集地,下令逮捕了军区司令部所有人员,关押在一艘驳船改成的“水上监狱”中。只是托洛茨基的直接干预,这些军官才被释放。当然,这时的斯大林和列宁逝世后,或者和三十年代大清洗时期的斯大林,还不完全一样;但这时斯大林身上明显地已经有了日后斯大林的影子。

  在书中,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伏罗希洛夫……这些耳熟能详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个个出现在眼前;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斯皮里多诺娃、波兰总统皮尔苏茨基等重要历史人物也在其中;同时也不缺少起过大作用的“小人物”。其中,刺杀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伯爵的勃柳姆金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人物”。一般的历史书中都写到,他是契卡成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破坏布列斯特和约和一名同事闯入德国大使馆炸死了米尔巴赫大使。但从这本书中却能看到一个谜一样的“米尔巴赫事件”和复杂得多的勃柳姆金。围绕着“米尔巴赫事件”的谜团至今没有完全弄清楚:到底是谁主使、策划了这个事件?站在刺杀者身后的真正后盾和组织支持是哪个?是不是因为米尔巴赫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持久失去了信心从而招致杀身之祸?在刺杀事件之后,布尔什维克取缔了最后一个合作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这是顺水推舟、因势利导还是预先设计的步骤?勃柳姆金后来的经历就更富“传奇”色彩了。他先是顺利地躲过莫斯科的大搜捕,逃到了乌克兰,几个月后又“自动”返回莫斯科投案自首。出乎不了解真正内幕的所有人意料的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此案的判决是赦免了勃柳姆金。之后,他不仅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从军,获得军功,被派到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且重回国家安全机关,负责在中国北部、西藏、蒙古和中东的情报工作。但最后还是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由于被牵连到托洛茨基案件里,被他所供职的机构枪决。正像作者所说的:“勃柳姆金的一生不可不谓大起大落,不可不谓光怪陆离。”在这起落和离奇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作者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不过,没有答案或者暂时没有答案的历史同样独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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