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袁世凯看来，要练成北洋军“绝对服从命令”，仅靠“训兵”是不够的，更须以权术治军。为此，他绞尽脑汁，计出百门。其一，与诸将结成封建宗法关系。小站练兵时，各营处将官或是袁世凯的故交(如王英楷)，或拜袁世凯为老师(如段祺瑞)，或认袁世凯作义父(如段芝贵)。对后来军事学堂和留学归国的学生，袁世凯同样常收作义子或门生。其二，施诸将以厚恩。北洋军官在投奔袁世凯以前，“大都地位很低或不甚得志”。一旦被袁世凯网罗，立即委以重任，其后更屡加保举，“使其或综师干，或领疆圻”。其三，以金钱收买，巧施小恩小惠。金钱收买是袁世凯最常用的方法，小恩小惠是袁世凯最善用的手法。如袁世凯偶患感冒，慈禧太后赏人参四两，银四千，令其调养。“袁即以后之赐，悉分给武卫军将领及军人。”其四，实行严刑峻法，树立权威。袁世凯制定名目繁多的律令，若不遵从，不是降薪、罚饷，就是撤职、棍责，甚至斥革、斩杀。其五，大造个人迷信。袁世凯指使私党在营中供设他的“长生禄位牌”，到处散布“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类似言论。

　　其实，袁世凯的治军之“术”何止于此？实际他“玩弄权术，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境界”，而在这令人眼花缭乱、诡诈多变的权术背后，隐含着袁世凯的练兵“秘诀”。秘诀一是恩威并济。用袁世凯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北洋将士既以功名利禄为人生追求，又屡受袁世凯高官厚禄之恩赐，自然奉袁世凯为“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成为军中普遍心理。而严酷的刑罚律令又使将士懔然惧怕。将士的进退荣辱、生死赏罚全操诸袁世凯一人之手，怎敢不“绝对服从命令”？同时，袁世凯巧妙的小恩小惠更让将士深感其德而达收买人心之“奇效”。袁世凯以太后所赐分发将士后，“一时欢声雷动，谓督师身居显位，尚眷顾吾辈，咸歌功颂德不置”。况且，将士们早已以“忠诚”于“袁宫保”为“职分所应尽者”之事，整个军营又长期弥漫在浓重的个人迷信气氛中，潜移默化，将士心中自然只知有袁世凯而不复有清室了。

　　秘诀二是格外重视“驯将”。一方面，袁世凯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约束诸将。在当时，宗法关系依然严格地规定着上下尊卑秩序，而维系这种秩序的规范就是忠孝节义、敬上死长等纲常伦理。袁世凯与持此等观念的北洋将领结成师友父子等宗法关系，正是要用这层关系来约束他们。对北洋将领来说，袁世凯不仅是宫保、督办、大帅，更是恩师、严父、好友，不仅应“忠”之、“卫”之，更应以“孝”、“义”待之。这样，从思想意识到行为，诸将均于无形中被袁世凯牢牢控制。另一方面，袁世凯给诸将以恩遇。将领们蒙袁世凯屡加提拔，身受袁世凯“知遇”之“厚恩”，自然产生报恩心理，对袁世凯不只感恩戴德，而且甘效死命段祺瑞就“常常对知交说他受袁宫保的私恩太重”，一惯对袁世凯“惟命是从”。袁世凯被罢后，“北洋派大将冯、段等人经常轻车简从地到彰德来提供情报或有所请示”。北洋将领对袁世凯的忠诚，可见一斑。我们知道，将领系全军之主干、骨干，自上而下构成指挥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将领的忠诚就等于全军的忠诚。因此，北洋将领对袁世凯的忠诚可以说是其练成北洋军队“绝对服从命令”的关键。

　　张之洞则不像袁世凯那样以权术治军，这主要由其与袁世凯截然不同的练兵动机所决定。当然，张之洞也有刻意经营之事，那便是力开“兵智”，即设法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两军将领多来自近代军事学堂，文化素质相当)。募兵方面，张之洞把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重要条件，不仅予以明文规定，而且逐渐提高要求。1898年，他在把工程队扩充为工程营时，规定“专选二十岁以下兼能识字者方准收入”。1902年，又把“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列为“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两年后，更要求新募之兵“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张之洞对新军文化素质的高度重视和对知识青年的热忱欢迎。湖北新军也确实招收到大批知识分子，“秀士入营者颇多”。同时，张之洞也很重视士兵入营后的教育。1902年，张之洞在新军各旗、营分设大、小“讲堂”，辟设“阅报室”，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张之洞别出心裁，创设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于士兵中考选“文理通顺”者，令其“昼则来堂讲求学科，夜则归营”，“更番毕业，更番入营”，从而“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后虽因受参奏只招收了1800余名学兵，但这一大批学兵(占湖北新军总数的1/10强)集中到学堂接受教育，文化水平肯定会大幅提高。

　　相形之下，袁世凯对士兵的文化素质就不够重视。从募兵看，他对士兵的身体条件规定得详细而严格，对文化程度却无任何要求。在入营后的教育方面，北洋也远不及湖北。以第六镇为例，除工程兵因兵种需要而学习“认字”一年外，其余步、马、炮、辎重各营士兵便没有专门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了。

　　结果，北洋新军不但“兵丁多不识字”，官弁亦有“不通文字”者，其文化素质实难与湖北新军相提并论，以致一次秋操大典后，时人评价曰：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这当是较为恰当的评价，否则，革命党人怎么可能用书报作为“改换新军脑筋”的一个重要手段？文化程度不仅是一个人知识占有量的标志，而且直接影响其思想观念和理解接受能力。文化素质较高的湖北新军，思想观念自然较为开放，理解接受能力相对较强。

　　那么，张之洞为何孜孜以求，开启“兵智”呢？他说：“盖兵不识字，遇有传达命令、探报敌情及一切行军规模符号、营官所发地图，皆不免有茫昧扦格之虞。”但他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军事需要的层面上，而是把开启兵智与御侮自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认为“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也就是说，只有新军官兵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够“明理”、“知耻”，深刻理解御侮自强的道理，而后方能唤起他们抵御外侮、捍卫君国的强烈责任感和义务感，进而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而且，张之洞所谓的开“智”并非仅指开“兵智”，他要开启包括新军在内的全体民众之“智”，所以，他以“兴学”为鄂省三大要政之一，而这又成为湖北新军能够招收到大批知识青年的重要原因。对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见识如此高远，实属难能可贵。

　　四

　　综上所述，袁世凯、张之洞不同的练兵动机导致了其练兵治军之道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两军不同的内在素质。为私化北洋新军，袁世凯只选本门弟子为将以便驾御，大量改编旧军以扩充军力，更以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和诡诈多变的权术相配合，愚弄奴化、笼络恐吓将士，使其于不知不觉间“堕其术中”，最终养成落后保守、自私自利、只知高官厚禄而不顾国家民族、惟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国家的低劣品性。张之洞为把湖北新军练成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装力量，另募新兵以改旧军积习，为求将才而“一秉至公”，开启“兵智”使之“明理”、“知耻”，对将士进行忠君爱国、御侮自强思想教育，从而造就了一支思想观念较为开放进步、文化程度较高、理解接受能力较强的近代化军队。

　　然而，张之洞个人的努力终究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他以“身心性命之学”练成湖北新军，其中的革命士兵却倒戈一击，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这是张之洞始料不及的。其实，正是这支军队较高的内在素质，为革命党人实行“抬营主义”准备了良好的先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