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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一些专家学者试图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开始从正面审视和评价袁世凯,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这本来是好事,但时下对袁世凯的评价越来越高,大有把过去的全部定论推翻之势,这就不能不令人忧虑了。我们认为,对袁世凯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应当把他还原到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去分析,既要突破“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老框框,也要把握好评价尺度,不应矫枉过正。

  ●关于袁世凯对近代中国是否“未建尺寸之功”的问题

  袁世凯一生到底有没有做过顺应历史潮流、有益于国家民族和社会进步的事情,这是深入评价袁世凯不可回避的问题。冷静地审视清末民初那段历史不难发现,袁世凯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能臣,并不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未建尺寸之功”。一是驻使朝鲜,不辱使命。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袁世凯随吴长庆东渡平乱。在朝鲜期间极力维护清王朝与朝鲜宗藩关系,并因此赢得了朝野一致好评。二是编练新军,以振国威。1895年12月,袁世凯受命到天津小站练兵。他还着手兴建各类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这就开了“我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三是首倡新政,堪称楷模。他先后在山东、直隶力行新政,成为显赫一时的政治明星——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联合张之洞奏请朝廷废除科举考试;发展近代新式教育。四是顺应潮流,颠覆满清。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这时,他不仅可以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那样对付革命党人,而且“他完全有能力在1911年底之前把这场革命碾得粉碎。”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与革命党人联手,将清朝268年的统治画上一个句号,并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迅速成为现实。此外,他还提倡实业,注重发展经济,提出的一些举措对近代工商业的较快发展无疑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认识和评价袁世凯需要把握几个关键问题

  近年来,有的论者在肯定袁世凯某些历史贡献的同时,却矫枉过正,片面夸大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比如,有论者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无论是领导国民推翻晚清政府还是建设中华民国都“非袁莫属”,甚至把他的功劳抬高到同时代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之上。事实上,深入评价袁世凯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关于袁世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到底有没有告密的问题。

  袁世凯评价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弄清楚袁世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到底有没有告密以及告密案与戊戌变法失败有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告密?对此,过去史学界几乎都认为这是毋庸争辩的历史事实,即便是袁世凯本人也未否认。美国哈佛大学孔祥吉在《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一文中,通过当时思想保守又了解内幕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还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得出“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这样的结论。他这个观点其实是对国内传统观点的又一佐证。然而,有的学者根据档案资料,订正出“慈禧回宫的时间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日,从而使20日荣禄得袁世凯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籍。”还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袁世凯告密,也是基于某种个人感情,并不可信。”

  袁氏告密是否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传统观点认为,正是因为袁世凯告密直接导致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然而,近年有论者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所致”,因为维新派的“密谋”不密,“即使袁世凯不去告发,慈禧也很快就会从其他渠道得知,予以先发制人的打击。政变实属必然。”还有学者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在《心太平室集》和另一个亲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的记述得出,“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只是在初六(9月21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牵连而不得已为之的被动告密,显然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甚至还有论者认为,光绪帝受到慈禧制裁后就“自然以为是袁世凯蓄意构陷,捏造了这个给他带来奇祸的密谋。”并说这对袁世凯来讲是一种“误解与误会”。

  一些专家学者对上述观点立即做出回应,指出:袁世凯确确实实曾经积极参加过维新活动,并给光绪帝上过书,给翁同龢上过说帖。可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袁世凯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袁世凯在关键时刻为维护自身利益,权衡利弊,从观望到最终选择掌握生杀大权的慈禧,仅从这一点看,不管袁世凯有没有告密,他都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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