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之子忆父：24岁领导中共延安整风中曾想到死-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首播

重播

　　妈妈曾多次告诉过我：你父亲因为不懂得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所以走了一段弯路。但是后来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他勇于承认错误，也对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悔恨莫及，所以他在“七大”的检查做得很深刻，得到了大家的谅解。我妈妈说，你爸爸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就是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父亲一度身体不是很好，医生建议他不要过度劳累，可是父亲依然故我。也许他在用这种方式“赎”自己的“罪”。

　　在延安整风的时候，父亲被整得非常厉害。父亲认为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妈妈和《解放日报》的人只好经常陪着他，给他化解，让他放松。我手里还有一份父亲在1943年向中央政治局写的检查，里面有诸如“罪孽深重”、“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无产阶级之骨”之类的话，也可以感觉出他所遭受的压力。

　　父亲内心肯定也有他的委屈。我想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共产国际你不能不听，你听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不就是不听共产国际的，所以被撤掉了吗？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和“命令”，让中国革命吃够了苦头。

　　对父亲的一些历史评价，很多是和李德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到李德时，负面评价居多，甚至将其描述为一无是处的人，也是有失客观的。

　　我小时候在延安时还见过李德抱着他的儿子，他是延安仅有的几张外国面孔之一。李德与父亲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俩可以不需要翻译，直接用俄语交谈。李德与张闻天、王稼祥会面时，也用俄语交谈。他的英语很好，与周恩来交换意见时则直接用英语。

　　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他在1918年应征入伍，当一名普通列兵，第二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6年被逮捕。1928年，李德从柏林莫阿比监狱越狱，随后秘密潜入苏联，参加苏联红军。因为作战英勇，他被提拔为苏联红军骑兵师参谋长，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成为高材生。1932年，他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父亲根据他的俄文名字，给他起了个“李德”的中文名。他当时历经险阻到达中央苏区，满腔热情，想大干一场，李德对欧洲战场比较熟悉，但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更对革命的困难估计不足，他让中国红军与国民党军“堡垒对堡垒”、“突击”硬拼，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现在谈到李德，只提到他遵义会议之前的事情，而再无其他。其实张国焘搞分裂的时候，李德也是反对的。当时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要四方面军的干部跟着他们南下，称随毛泽东、周恩来北上是逃跑。原本与李特私交不错的李德，上前拉住其马头，不让他走。身材高大的李德一把将李特拉下马，两人动起手来。李特当时指责毛泽东等人：“你们从江西一直逃跑，现在还要逃跑，你们犯了大罪。”李德怕李特难以控制情绪，担心他铤而走险，便从身后将他一把抱住。毛泽东说：放开他，让他走。李德此举得到了彭德怀的表扬：“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了。”

　　1939年8月27日早晨，李德在延安的窑洞还没有起床，张闻天派通讯员叫醒他，递给他一封信：“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李德后来回忆： “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匆向李丽莲(注：李德在中国的第二任妻子)告别，向机场飞奔而去。”原来是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要他同去。来机场送行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等许多人，还有邓颖超和他们的养女孙维世。李德说：“这时李丽莲也到机场来了，她希望同我一起去莫斯科。”洛甫说：“李丽莲没有到苏联的入境签证。”一旁的周恩来答应到莫斯科后帮助李德争取一下，李丽莲最终也没有去成苏联。

　　李德在华7年，曾为我党我军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一点也是不容抹杀的。当年他独自一人来参加中国革命，而且是唯一一位自愿与中国工农红军一起并肩作战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外国人。李德后来回到民主德国，写了一本回忆录，叫《中国纪事》，对他与中国领导人与中国革命的曲曲折折、恩恩怨怨，也都有提及。

　　我的母亲

　　父亲牺牲的时候，妈妈才35岁，当时很多人劝她重新组织家庭，妈妈回答：“如果我再组织家庭，那博古的孩子怎么办？他们就成孤儿了。”后来很多叔叔阿姨跟我说：“秦铁，我们佩服的人中，你妈妈是第一人。为什么？她出自对你爸爸的感情，一个人把这么多孩子养大，而且不偏不向，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其实我的母亲张越霞也是位很了不起的革命者。她是浙江浦江人，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的妈妈带领女学生扔掉裹脚布，剪掉长辫子，她还经常登台演“文明戏”，宣传反对包办婚姻等。1927年，16岁的她加入共产党。第二年，她与同乡张纪恩一起到了上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妈妈主要负责文印、内部交通、情报等机密工作。

　　为了更好地掩护中共机关，周恩来建议他们最好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周恩来征求我妈妈意见，妈妈也表示同意。因为形势紧张，中共中央的“机关”不断地搬迁。3年间，妈妈和张纪恩在上海大约住过10个不同的地方。妈妈和张纪恩后来也真的结为夫妻，1930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住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 (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他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妈妈和张纪恩住在楼下，楼上的亭子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特地还放了床铺、脸盆架子这些日常的东西，脸盆架上摆着毛巾、牙刷、牙粉等，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的样子，以免引起怀疑。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以及父亲博古都曾到这里开过会。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协助国民党在上海大肆逮捕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党中央决定让向忠发立即离开上海前往苏区。但是向忠发却坚持在离开前与其爱人杨秀贞见面，而且一直拖到次日下午才想离开，结果被抓。

　　向忠发被捕后很快就供出了中央的组织状况和人员名单。6月23日凌晨，宪兵和警察包围了房子，妈妈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意识到中央机关已被发觉，她立即把作为警号的洗米篮子打翻。当时向忠发还供出了父亲的住址和开会地点西摩路，并亲自带领特务去搜查周恩来、瞿秋白和父亲等人的住地，不料全扑了个空。警惕性甚高的周恩来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但是时间紧迫，他们来不及通知张纪恩和我妈妈。

　　被抓的时候，妈妈的衣袋里还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地下党员的联络地址。张纪恩悄悄用浙江土话提醒我妈妈，妈妈乘警察不注意时将纸条放进嘴里吞下。在拘留所里，妈妈借口上厕所，见到了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她这才知道自己被捕是被向忠发出卖。两人商量好如果向忠发来指认她们，她们如何应对。

　　无论在侦缉队还是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妈妈在几次提审中坚持说自己叫黄张氏，是乡下来的女人，不识字，也不知道丈夫是做什么的。敌人没什么证据，只好将她取保释放，陈琮英也被放了出来。因为被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张纪恩则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判5年。他们俩的女儿死在巡捕房的孤儿院里。

　　妈妈和陈琮英出狱后，陈云找她俩谈话，她们向陈云汇报了向忠发叛变的情况。妈妈也汇报了张纪恩在狱中的表现，她认为张纪恩不坚定，表示要与他断绝夫妻关系。后来张纪恩几次要和我妈妈恢复夫妻关系，妈妈始终不同意。

　　出狱后，妈妈被分配到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她与北方局的孔原结识。两人一起从上海到天津从事党的交通工作。1934年，孔原派我妈妈回上海汇报工作，加之此时两人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带在身边工作不方便，妈妈想借此机会把孩子送到姨妈那儿。于是妈妈带着孩子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码头上岸时，妈妈发现有可疑的人在跟踪她。当天她住在上海的交通员张世民的家里，第二天一早，发现有人在盘问张世民家的房东。妈妈凭着多年的经验，敏感地觉察到这个据点已经暴露了。她建议张世民赶紧撤离，妈妈也先回到了浦江，写信向孔原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孔原很快回了封信，用暗语说：组织上批评你们惊慌失措，问题没那么严重。并要她留在上海继续工作。

　　几天后，妈妈从浦江回到上海。她找到张世民的家，以找房子为由敲门时，屋子里走出一个陌生面孔，妈妈赶紧说自己是乡下人，走错门了。但是她还是被特务拽进去，第二次被捕。妈妈在巡捕房的拘留所里见到了3天前被捕的张世民，证明了她之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我妈妈第二次被捕后，当时上海中央局又陆续遭破坏，刚开始是执行局书记李竹声被捕，他供出了组织部长盛宗亮的地址。盛宗亮与妻子秦曼云最终都叛变了中共，加入了中统。他们还参与了国民党特务对我妈妈的审讯。妈妈知道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瞒不住，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承认。

　　妈妈后来被关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父亲与周恩来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交涉释放全部政治犯，妈妈也是其中之一。我手里还有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妈妈出狱的第二天，和我父亲谈话的情景，是陆定一照的。

　　妈妈后来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夫人的名义作掩护，留在办事处工作。后来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父亲领导下任组织部干部。在广东工作了一年后，她又回到南方局工作。当时父亲是南方局组织部长，两人逐渐产生感情，结了婚。

　　张纪恩被关了3年多后获释，出狱后回到家乡。1941年他曾奉命调往延安，在经过重庆时被周恩来留下工作。此前母亲曾给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刘晓写信，汇报张纪恩在监狱里的“不坚定”，总理还曾让张纪恩和我母亲对质。抗战胜利后，张纪恩来到上海，在中共社会部从事秘密工作。他本人也是一位经历颇为丰富的老人，一直活到102岁才去世。

　　张纪恩后来的待遇还可以，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资历很老的老革命，他入狱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写过悔过书，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但他并没有出卖组织、造成什么损失。解放后，张纪恩还念着我母亲，他一直珍藏着母亲当年送给他的照片；2008年张纪恩去世前，我去上海看望过他。照顾他的护工告诉我说，张纪恩没事就拿着妈妈的照片看，还掉眼泪。

　　“阅读”父亲

　　解放后，妈妈向组织提出：要找回秦邦宪的孩子。在外地的大哥大姐都到了北京。我们生活在一起。现在想起来，妈妈很不容易，当时我们都是处于长身体阶段，家里6个孩子，负担得多重啊！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供给制还好，50年代之后，国家开始实行工资定级制，妈妈那时候虽然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可光靠她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我们6个孩子太难了。妈妈后来找到杨尚昆，一进门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光管活人，死人你们管不管？”杨尚昆连忙说：“对，这是烈士子弟。”于是每个孩子每月给20元生活费，生活有了大大的改善，妈妈给每个孩子买了辆自行车和手表，在那个年代，实属少见。后来又查出爸爸一笔翻译书的稿费，将近1000元。妈妈是个要强的人，有了这些钱，她就把我们的生活费给退了。这之后，直到妈妈1979年去世，我们再也没有领取任何抚恤。

　　50年代初，妈妈的3个侄女和1个外甥女因为生活困难，都先后从浙江农村来北京投奔她。妈妈对她们说：“他们是博古的孩子，你们和他们不一样。他们上学读书，你们得工作。”她让3个侄女去当工人，可是却千万百计让几个哥哥姐姐都读了大学。当年二哥秦钢结婚时，妈妈特别高兴，一同坐过牢的难友、一起工作多年的战友、秦家的亲友，都一一请到了。

　　“文革”开始后，斗妈妈的大字报也上了墙，大标题写着“博古的臭老婆、彭真的黑爪牙张越霞”。她也被送到干校去参加劳动，妈妈是九级干部，每一个月的工资本来有200多元，后来也降到了50多元。

　　有一天，因为脑溢血，血块压迫了语言神经，母亲突然不能说话，干校把她送回家，再也没人管她。刚好二姐新华和丈夫李铁映从永川回北京，他们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寄了出去。信发出不久，总理办公室通知：恢复张越霞原级别。据说周总理在去世前曾经跟身边的人叮嘱过：张越霞是个好同志，吃过很多苦，以后如果她遇到什么困难，希望你们能够帮助她。

　　妈妈这一生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沧桑。她和孔原生下的孩子叫陈模(注：孔原原名为陈树铮)，后来是和孔原一起生活，有时候也到我们家来。有一天早上，孔原的儿子孔丹打电话给我说：“陈模哥哥今天早上走了……”陈模哥哥是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死时才40岁出头。妈妈去医院向遗体告别，见了陈模哥哥最后一面。她毕竟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也还算平静。只是拿起陈模哥哥的手，一个一个地看，看得特别仔细……1979年2月22日，69岁的妈妈突发心肌梗塞去世。

　　父亲牺牲后，他的很多资料由母亲保存着。1947年，中共从延安撤出时，妈妈只带了很少的东西出来。她后来把父亲的遗物交给了大姐摩亚，包括父亲用过的一支派克笔、穿旧的一件呢子大衣、一条毛毯，还有一个就是遵义会议的记录本了。

　　所有遗物中，最珍贵的就应该是这个笔记本了。那是一个自己做的本子，里面是白报纸，外面加一层牛皮纸包着。我看过这个笔记本，里面的字很小，上面每个姓氏后面是发言内容。在某些发言记录旁边，父亲还画了一个问号，写着“对吗”，还有几句批注。可惜的是，“文革”时大姐被抄家，她只好把这个本子给烧掉了。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始记录，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张闻天的了。

　　父亲在延安整风时的一些检查材料一直保存在妈妈那里。“文革”开始后，母亲有点紧张，刚开始搁在大姐那儿，后来又给取了回来。我家有一个特别大的花盆，妈妈用塑料袋包住那些材料，藏在花盆里，上面再用土给盖上。我参军入伍离开家之后，妈妈又把材料放在表姐那儿，她当时是全国劳模，相对安全一些。可是后来劳模表姐也受到冲击，妈妈又把它们放在伍云甫的夫人熊天荆那儿。熊妈妈去世以后，我找到伍绍祖那里要回了那些材料。退休之后，我开始认认真真阅读这些材料，虽然那些纸都已经非常脆弱，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但我还是努力地一点点在辨认，仿佛感觉在另一个时空里，我重新回到了父亲身边，和他一起阅读那一代革命者的心灵，重温他们曾走过的那些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