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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新军以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实力最为雄厚。但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包括一些中下级官佐)倒戈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北洋新军却成为袁世凯威逼清室、胁迫革命的私人工具。本文拟从两军编练者袁世凯、张之洞的个人因素出发,比较分析两军发生这种异化的根源。

  

  甲午战败、民族危机日深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袁世凯、张之洞必然以忠君报国、御侮自强为练军旗帜,但作为封建官僚,他们又不可能不搀杂个人的政治动机。

  袁世凯出身于“累世勋阀”的封建大官僚地主家庭。就其个人来说,“世凯的权欲,本来旺盛,是一个盲进不已的人”。少年时便好出风头,入仕后,更以出人头地!高官显爵为人生追求,其“攫取高位之野心,无时或辍”。

  众所周知,袁世凯是以小站练兵起家的。当时,甲午战败,举国震惊,朝野上下,皆曰练兵。袁世凯看出这是一个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便四处钻营,结交权贵,终获督练新建陆军的重要职权。从此,他发狠经营,以求作为日后显达的政治资本。袁世凯也确实因此而日趋显赫。短短几年,他先后晋升直隶按察使,升任工部右侍郎,署理旋实授山东巡抚。1901年始,即长期执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柄。

  亲身经验使袁世凯深信“有军就有权”的法则,一直牢牢抓住、尽量扩充这支军队。当被荐为山东巡抚时,他借口“鲁省军队,非己部曲,感情未易融洽”,要求率武卫右军前往。在直督任内,他先以“直省幅员辽阔,又值兵燹以后,伏莽未靖,门户洞开”为理由,继以日俄交恶,“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为借口,几经扩充,终成六镇庞大兵力。

  显而易见,袁世凯练兵的最大动机,在于极力把北洋军私化为自己攫取政治权势的筹码,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权力欲。这一点,张之洞曾一语道破,谓袁世凯“借俄事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

  张之洞亦出身于仕宦之家,26岁题名探花,1866年登上仕途。中法战争期间,他署理两广总督,负责军需供应,饱尝国防军火依赖于外人的辛酸苦涩,始办洋务。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大规模展开以练兵、兴学、办厂为三大端的湖北洋务新政,而尤“以练兵为第一要务”。可见,张之洞练兵与他参与中法战事的苦涩经历有关。

  另一方面,在外患日急!内患日重的情势下,疆臣的守土职责使张之洞感到亟须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说:“弟,,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寻访考求。”“论武汉形势重要,华洋具瞻,实为天下重镇,必宜有精兵一两万,始足威慑济用。”很明显,张之洞编练新军的目的,是要抵御外侮,镇压内乱,为清王朝保卫地处要冲的两湖地区。

  当然,身为封建官僚,张之洞不可能忽视个人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湖北新军作为自己的政治后盾,也暗中含有和袁世凯较量的成分。但张之洞却不像袁世凯那样一味追逐权势,而是更加注重“为国求富强”。这与其人生追求有关。张之洞一生浸润儒学,著述丰厚,自然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视为终生政治抱负。为此,面对内外交困之“世变”,他只有“竭蹶支柱”,以便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支撑两湖这一方天地。是故,湖北新军所以编练也,湖北新政所以筹划也。至后来入主军机,参与主持清末新政,也不外是对这一抱负的继续追求。

  不难看出,中法战争的亲身经历!疆臣的守土职责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使张之洞力图把湖北新军营建成御侮自强保国家的武装力量。这是张之洞练兵的最大动机。而袁世凯一心想把北洋新军私化为攫取权势之政治资本的练兵动机与之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动机引导行动。袁世凯、张之洞练兵动机不同,治军之道自然相去甚远,进而势必影响到两军官兵的内在素质(非军事技术素质,主要指思想道德,文化水平及理解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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