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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我曾经说过: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因为我的课堂我做主。假如我的同时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权的范围之内,改变一点点,十年、几十年之后,可能整个社会,就会有一些根子上的变化。如今的问题大家都在埋怨社会、埋怨政府、埋怨别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作为。比如民主,谁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偏偏不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面落实民主。最不讲民主的其实倒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缺乏民主,院系缺乏民主,连知识分子的各种学会、行业协会,有几个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整个都是体制里面那一套。

 

  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为六代人,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文革”后一代。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文革”一代,这一代有各种说法,老三届、红卫兵、知青、新三级等等。他们在“文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其中的佼佼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基本集中在77、78、79这三级,毕业之后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我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同学里面大部分是老三届,他们塑造了我们那届学生的主流风格。我当年只有20岁出头,属于红小兵一代,在77级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之一,比较边缘。由于身在庐山,又处于边缘,有些问题反而可以看得比较透彻。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其人格塑造基本在“文革”当中就完成了,形成了几个共同的性格特征:第一,有信念,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一开始是毛泽东缔造的共产主义红色理想,到80年代转化为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这些理想是他们的生命所在,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核心因素。第二,红卫兵精神,质疑权威,敢说敢干,有造反的传统。第三,灵活嬗变。这代人经历过信念的生生死死,又有过上山下乡,社会阅历非常丰富。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某种状况下,也会成为机会主义者,善变、识时务,跟着时代潮流走。这与理想主义既矛盾,又形成某种互补。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条式的(十七年一代有这种倾向),为了实现理想可以动用各种手段,最后手段代替了目标。这代人即使做学问,真正的兴趣也不在学问上,而是为了救国救世,学问只是一个工具。他们是问题中人,并非学问中人。这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非常相像,但开风气不为师。第四,有强烈的使命感。毛主席当年说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红卫兵一代人思考的问题都很大,从中国到世界,都是宏大问题。有拯救世人的决心和野心。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要了解这代知识分子,就要从了解当时的大学氛围开始。当时校园政治非常活跃。思想解放运动的各个波段,在大学里面都有直接的反映,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谁谈个人前途谁庸俗。1980年竞选区人民代表,当时从北大到全国各个大学,都是一件大事,民主选举,激烈竞选,大家都将它看做是中国民主的政治预演,许多学生都站出来竞选,发表竞选演讲,因此还出了一些风云人物。我们这代人很讲政治,无论做什么,政治敏感性都很强,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我1982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看着大学这三十年一路变化,感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当年大学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校园里充满政治色彩,但是没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今天是倒过来,大学生的私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公共生活的空间相当狭隘。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早期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八十年代的启蒙实践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的。比如80年代非常走红的“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这种理想主义来自毛泽东时代,到八十年代,理想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理想主义的内在结构却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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