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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正当中国工农红军的党委制在发展形成的过程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不顾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机械地照搬苏军的经验,开始削弱党委制。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他们指责红军的党委制犯了“党的包办主义错误”,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委员的作用,提出政治委员有否定军事指挥员的主张的权力,即最后决定权。这种否定党委制,照搬照抄苏军那一套的教条主义的做法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院,又脱离了中国红军的实际。中国工农红军不仅从建军开始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而且军事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红军的党委制和开始实行的党代表制以及后来的政治委员制,是从红军的实际出发运用苏联红军的经验,既坚持了集体领导又发挥了首长的作用,是完全符合我军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的制度。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在1932年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上,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党委制,以政治委员的个人领导取代党委的集体领导,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党委制中断了,给党和军队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第一个将党支部建在连上(来源:资料图)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经胡锦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近日下发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党组织能力建设的意见》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党委制是我们党为了直接掌握武装力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军队的党委制是指在团以上部队和相当于团以上部队的单位设立党的委员会,在营和相当于营的单位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在连和相当于连的单位设立党的支部委员会,部队党委(支部)是各单位团结和领导的核心,实行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一制度是党在军队组织机构设置制度和领导制度的总称,是从组织制度上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全面、准确地回顾我军党委制曲折发展的历史,对于深刻提高认识党委制在我军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和不断增强新形势下贯彻落实《党委工作条例》,提高抓好党委建设的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部队党委制的初创形成阶段

  1927年,深刻反省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沉痛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和独立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八一”南昌起义,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斗争,也是我们党创建军队的开始。之后,党召开了“八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党为了建立和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武装起义,进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我们党在创建军队的同时,也在军队中创建了党的组织。

  实际上,党为了直接掌握武装力量,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军、师都成立了党委,团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为确保起义部队牢牢地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起义部队最高领导机关明确规定,“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的行动”,“一切党的政策均须拿到支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中讨论,使每个党员都能表示意见,有些可向非党的群众宣布,使他认识到革命真面目和这部分军队正当的出路”。这些规定,奠定了党的各级组织在部队中的领导地位。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起义部队中建立的各级党组织,为后来我军实行的党委制提供了初步经验。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当时起义的部队曾经发展到8000多人。但由于起义部队中有许多散兵游民、旧军官和地痞土匪分子,旧军队的影响严重存在,经不起战斗和艰苦生活的考验,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进行了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目的是为了从组织上控制部队,一个重大贡献是党支部建在连上。在起义部队的团、营建立了党委,连队建立了党支部,排、班建立了党小组,凡属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暴动的农民武装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选出党的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这标志着我军党委制的基本确立。

  如前所述,党领导武装起义的目的,为的是建立起能够独立领导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但是,所有起义的部队几乎都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如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掌握和巩固自己的军队,紧迫地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红四军组建初期共有8000多人,党员有1600多,但在党员队伍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81%以上,非党官兵中农民比例更大。同时,一些同志在党领导军队问题上、在党的组织活动和作用等问题上,存在种种错误认识和做法。虽然经过笫七、八次代表大会,这些认识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福建养病,红四军打了几仗也不顺利。为解决红四军存在的问题,陈毅到上海向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汇报,并形成了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即“九月来信”。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为总结建党建军经验,纠正各种错误倾向,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党领导军队的制度,红军第四军的领导决定让时任红四军党委书记的陈毅去福建请毛泽东回到部队,并于1928年12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笫九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阐明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党的组织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规定的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等思想和做法,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在其他各地起义的部队中也逐步得到了推广。

  二、部队党委制的中断取消阶段

  正当中国工农红军的党委制在发展形成的过程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不顾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机械地照搬苏军的经验,开始削弱党委制。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他们指责红军的党委制犯了“党的包办主义错误”,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委员的作用,提出政治委员有否定军事指挥员的主张的权力,即最后决定权。这种否定党委制,照搬照抄苏军那一套的教条主义的做法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院,又脱离了中国红军的实际。中国工农红军不仅从建军开始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而且军事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红军的党委制和开始实行的党代表制以及后来的政治委员制,是从红军的实际出发运用苏联红军的经验,既坚持了集体领导又发挥了首长的作用,是完全符合我军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的制度。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在1932年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上,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党委制,以政治委员的个人领导取代党委的集体领导,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党委制中断了,给党和军队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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