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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老北京卫生事务所的工作,大体形成四块,一是卫生调查,二是宣传指导,三是医疗门诊,四是卫生统计;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到居民家、学校和工厂进行宣传指导,还专门组织“保婴会”和“母亲会”,宣传指导妇幼卫生保健。据统计:1928年举办了42次“母亲会”,到会347人;1929年举办了42次“母亲会”,到会236人,进行了42次卫生讲演……为了防蝇和灭蝇,卫生事务所要求全市的饮食摊点店铺一律添置防蝇纱罩,同时警察局还用现金收买苍蝇。据记载:1928年度提倡收买苍蝇计收杀12134010个,用款洋二千零一十八元,一万只苍蝇竟能值近两块大洋。这样做直接效果不一定显赫,但间接的社会影响却很大。

  在旧社会,死亡者必须经过卫生所生命统计员的检验,查看病因,发给执照,方能抬去埋葬。如果事主想要生命统计员早来检验发照,就得送给他钱。生命统计员还介绍事主到某某棺材铺去买棺材,他从中可以得到一笔回扣。

 

   差不多一百年了,史载“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初九,民政部拨巨款,组织临时防疫局一所,设在钱粮胡同内城官医院内。”

  警察也管公共卫生所

  追溯老北京公共卫生事业的起源,几乎可以从建都史说起,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大都就曾有几十万人“卫生去秽”,堪称最早的从上而下的“群众卫生运动”。

  清代,太医院是最高医疗机构,还没有“公共卫生”。直到清末,因为防疫需要和现代医学的影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京师巡警局开始设立街道清扫洒水机构,制订了最早的公共卫生规则,要求百姓清洁卫生。宣统二年(1910年)成立了北京防疫委员会和北京卫生委员会。但是从实质意义上讲,北京现代公共卫生事业,恐怕只能从清末设立防疫局算起,距今刚好一百年,当时还没有基层的公共卫生机构。

  到了民国14年(1925年),中央防疫处“以地方办理公共卫生为防疫之根本”为由,商请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所;当时很认真,真就挂上“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牌子,诞生了老北京第一所公共卫生事务所,设卫生科、保健科、防疫科和统计科,试办公共卫生事务:调查各户卫生,检查自来水与井水,劝灭蚊蝇,改良公共厕所,管理私厕消毒,为汽车辅助清道;并设卫生诊疗所、保婴会,分派公共卫生护士挨户指导,代理学校和工厂卫生,进行卫生教育;调查疫病,预防接种,生育和死亡统计。到民国22年(1933年),在西单成立了北平市第二卫生区卫生事务所,在东城钱粮胡同成立了北平市第三卫生区卫生事务所,三年后又在西城大乘胡同成立了北平市第四卫生区卫生事务所。

  “千金买蝇”影响甚大

  中国防痨事业创始人之一、结核病学家裘祖源,1935年7月到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任助教,就是在公共卫生科的教学示范区的“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与同仁创立并主持“防痨门诊处”,开创了防痨公共卫生工作,抗战胜利后,任北平结核病防治院院长。曾任卫生部部长助理、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的齐仲桓,1935年从奉天医学院毕业后,就到北平担任了第三卫生事务所医师,后来投身抗日,参加了新四军,并参加了后来的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华中军区卫生部长、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担任了新中国华中行政委员会卫生局长等职。

  老北京卫生事务所的工作,大体形成四块,一是卫生调查,二是宣传指导,三是医疗门诊,四是卫生统计;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到居民家、学校和工厂进行宣传指导,还专门组织“保婴会”和“母亲会”,宣传指导妇幼卫生保健。据统计:1928年举办了42次“母亲会”,到会347人;1929年举办了42次“母亲会”,到会236人,进行了42次卫生讲演……为了防蝇和灭蝇,卫生事务所要求全市的饮食摊点店铺一律添置防蝇纱罩,同时警察局还用现金收买苍蝇。据记载:1928年度提倡收买苍蝇计收杀12134010个,用款洋二千零一十八元,一万只苍蝇竟能值近两块大洋。这样做直接效果不一定显赫,但间接的社会影响却很大。

  公共卫生事业涉及千家万户,有赖民众的配合。老北京从1912年起,就由市长担任防疫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制订有市民卫生章程,经常按照传染病发病季节召开卫生运动大会,市长甚至带领市府官员走上街头打扫卫生,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历来都是好办法。

  想“死”也得领执照

  当然,宣传动员、自觉执行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强制与执法,所以还专门设置有“北平市卫生稽查”、有时常在老北京故事里露露脸儿的“准警察”——承担一切环境卫生之稽查取缔、医事人员之调查取缔、协助生命统计与传染病管理、协助推进其他公共卫生事项,权力可谓不小!1936年,北平市的卫生稽查机构名称为“卫生稽查班”,隶属市卫生局环境卫生科,设最高稽查长1人、其次稽查员16人、以下稽查警35人,合每10万人口1名稽查员、每4.3万人口1名稽查警。

  当时任用卫生稽查人员,除一律要求身体强健、无不良嗜好、会骑自行车、能说北方话、熟悉本地情况外,还要求具有环境卫生学识与经验、熟悉部与本市卫生法规、能简单计算、文字通顺。稽查警则要求曾受警察训练、了解部与本市卫生法规、能书写简单报告。为此,稽查员大都在南京卫生署卫生稽查班培训过;而稽查警,一半由普通警察充任,一半由高小毕业生录用,再进行简易训练。

  1933年北平卫生局制定的《北平市卫生局管理畜犬野犬及取缔规则》规定:市内畜犬者应呈报警察区署登记请领号牌悬挂在犬项,未经呈报或呈报后并没有悬挂号牌,均视为野犬,由警察处理;“如系患狂瘛之病犬,应随时扑杀之。”卫生事务所就专门组织了“捕犬队”严格执法。

  无奈一切法律法规,开头都是纸上谈兵,关键要看执行得如何。上述老北京的“公共卫生运动”似乎年年在搞,看起来并不算太差。可是,从许多文学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旧时京城又是那么脏乱;或许,这就是法律的有效与无效。只要由人执法,就不可避免人为因素,当管理存在漏洞时,就会产生腐败行为。例如老北京公共卫生事务所的生命统计员,就留下了“吃死人回扣”的不良记录。在旧社会,死亡者必须经过卫生所生命统计员的检验,查看病因,发给执照,方能抬去埋葬。如果事主想要生命统计员早来检验发照,就得送给他钱。生命统计员还介绍事主到某某棺材铺去买棺材,他从中可以得到一笔回扣。

  尽管老北京的“公共卫生运动”未必像纸上“总结”的那样,但是毕竟一百年过去了,历史“好赖”都要前进;如今展望未来,新北京的公共卫生也仍然有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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