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提倡收买苍蝇死亡者需领执照方能埋葬-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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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老北京卫生事务所的工作，大体形成四块，一是卫生调查，二是宣传指导，三是医疗门诊，四是卫生统计；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到居民家、学校和工厂进行宣传指导，还专门组织“保婴会”和“母亲会”，宣传指导妇幼卫生保健。据统计：1928年举办了42次“母亲会”，到会347人；1929年举办了42次“母亲会”，到会236人，进行了42次卫生讲演……为了防蝇和灭蝇，卫生事务所要求全市的饮食摊点店铺一律添置防蝇纱罩，同时警察局还用现金收买苍蝇。据记载：1928年度提倡收买苍蝇计收杀12134010个，用款洋二千零一十八元，一万只苍蝇竟能值近两块大洋。这样做直接效果不一定显赫，但间接的社会影响却很大。

　　在旧社会，死亡者必须经过卫生所生命统计员的检验，查看病因，发给执照，方能抬去埋葬。如果事主想要生命统计员早来检验发照，就得送给他钱。生命统计员还介绍事主到某某棺材铺去买棺材，他从中可以得到一笔回扣。

　　　差不多一百年了，史载“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初九，民政部拨巨款，组织临时防疫局一所，设在钱粮胡同内城官医院内。”

　　警察也管公共卫生所

　　追溯老北京公共卫生事业的起源，几乎可以从建都史说起，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大都就曾有几十万人“卫生去秽”，堪称最早的从上而下的“群众卫生运动”。

　　清代，太医院是最高医疗机构，还没有“公共卫生”。直到清末，因为防疫需要和现代医学的影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京师巡警局开始设立街道清扫洒水机构，制订了最早的公共卫生规则，要求百姓清洁卫生。宣统二年（1910年）成立了北京防疫委员会和北京卫生委员会。但是从实质意义上讲，北京现代公共卫生事业，恐怕只能从清末设立防疫局算起，距今刚好一百年，当时还没有基层的公共卫生机构。

　　到了民国14年（1925年），中央防疫处“以地方办理公共卫生为防疫之根本”为由，商请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所；当时很认真，真就挂上“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牌子，诞生了老北京第一所公共卫生事务所，设卫生科、保健科、防疫科和统计科，试办公共卫生事务：调查各户卫生，检查自来水与井水，劝灭蚊蝇，改良公共厕所，管理私厕消毒，为汽车辅助清道；并设卫生诊疗所、保婴会，分派公共卫生护士挨户指导，代理学校和工厂卫生，进行卫生教育；调查疫病，预防接种，生育和死亡统计。到民国22年（1933年），在西单成立了北平市第二卫生区卫生事务所，在东城钱粮胡同成立了北平市第三卫生区卫生事务所，三年后又在西城大乘胡同成立了北平市第四卫生区卫生事务所。

　　“千金买蝇”影响甚大

　　中国防痨事业创始人之一、结核病学家裘祖源，1935年７月到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任助教，就是在公共卫生科的教学示范区的“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与同仁创立并主持“防痨门诊处”，开创了防痨公共卫生工作，抗战胜利后，任北平结核病防治院院长。曾任卫生部部长助理、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的齐仲桓，1935年从奉天医学院毕业后，就到北平担任了第三卫生事务所医师，后来投身抗日，参加了新四军，并参加了后来的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华中军区卫生部长、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担任了新中国华中行政委员会卫生局长等职。

　　老北京卫生事务所的工作，大体形成四块，一是卫生调查，二是宣传指导，三是医疗门诊，四是卫生统计；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到居民家、学校和工厂进行宣传指导，还专门组织“保婴会”和“母亲会”，宣传指导妇幼卫生保健。据统计：1928年举办了42次“母亲会”，到会347人；1929年举办了42次“母亲会”，到会236人，进行了42次卫生讲演……为了防蝇和灭蝇，卫生事务所要求全市的饮食摊点店铺一律添置防蝇纱罩，同时警察局还用现金收买苍蝇。据记载：1928年度提倡收买苍蝇计收杀12134010个，用款洋二千零一十八元，一万只苍蝇竟能值近两块大洋。这样做直接效果不一定显赫，但间接的社会影响却很大。

　　公共卫生事业涉及千家万户，有赖民众的配合。老北京从1912年起，就由市长担任防疫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制订有市民卫生章程，经常按照传染病发病季节召开卫生运动大会，市长甚至带领市府官员走上街头打扫卫生，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历来都是好办法。

　　想“死”也得领执照

　　当然，宣传动员、自觉执行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强制与执法，所以还专门设置有“北平市卫生稽查”、有时常在老北京故事里露露脸儿的“准警察”——承担一切环境卫生之稽查取缔、医事人员之调查取缔、协助生命统计与传染病管理、协助推进其他公共卫生事项，权力可谓不小！1936年，北平市的卫生稽查机构名称为“卫生稽查班”，隶属市卫生局环境卫生科，设最高稽查长1人、其次稽查员16人、以下稽查警35人，合每10万人口1名稽查员、每4.3万人口1名稽查警。

　　当时任用卫生稽查人员，除一律要求身体强健、无不良嗜好、会骑自行车、能说北方话、熟悉本地情况外，还要求具有环境卫生学识与经验、熟悉部与本市卫生法规、能简单计算、文字通顺。稽查警则要求曾受警察训练、了解部与本市卫生法规、能书写简单报告。为此，稽查员大都在南京卫生署卫生稽查班培训过；而稽查警，一半由普通警察充任，一半由高小毕业生录用，再进行简易训练。

　　1933年北平卫生局制定的《北平市卫生局管理畜犬野犬及取缔规则》规定：市内畜犬者应呈报警察区署登记请领号牌悬挂在犬项，未经呈报或呈报后并没有悬挂号牌，均视为野犬，由警察处理；“如系患狂瘛之病犬，应随时扑杀之。”卫生事务所就专门组织了“捕犬队”严格执法。

　　无奈一切法律法规，开头都是纸上谈兵，关键要看执行得如何。上述老北京的“公共卫生运动”似乎年年在搞，看起来并不算太差。可是，从许多文学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旧时京城又是那么脏乱；或许，这就是法律的有效与无效。只要由人执法，就不可避免人为因素，当管理存在漏洞时，就会产生腐败行为。例如老北京公共卫生事务所的生命统计员，就留下了“吃死人回扣”的不良记录。在旧社会，死亡者必须经过卫生所生命统计员的检验，查看病因，发给执照，方能抬去埋葬。如果事主想要生命统计员早来检验发照，就得送给他钱。生命统计员还介绍事主到某某棺材铺去买棺材，他从中可以得到一笔回扣。

　　尽管老北京的“公共卫生运动”未必像纸上“总结”的那样，但是毕竟一百年过去了，历史“好赖”都要前进；如今展望未来，新北京的公共卫生也仍然有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