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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央的八角塔楼,登上塔楼,可以环视功德林的全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各战胜国可对被俘战犯自行审判。但由于内战,中国没有条件和能力对日本战犯进行关押审讯,苏联便将在中国俘获的日本战犯押送到西伯利亚,进行监禁和强制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在同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将关押在西伯利亚的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由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自行审判。此提议在1950年得到苏联的同意。

  1950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正式通知中国政府:苏方准备向中方移交日本战犯。中方认为接收日本战犯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由外交部和东北人民政府共同研究有关接收事宜。7月18日,东北人民政府外交处长陈曦,代表中国政府在绥芬河接收了苏方移交的969名日本战犯。从此,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教育和改造、审判、处理的工作正式开始。

  1950年7月下旬,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日本战犯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关押期间死亡47人,另有140名日本战犯是解放战争中加入阎锡山军队与解放军作战被俘的,被关在太原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被收监后,一些人不但不认罪,反而以“战俘”自居,不以为自己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认为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或虽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因考虑到罪孽深重,不知将会受到何种严厉处罚,也不知能否生还故国,所以有强烈的抵触情绪,采取了自暴自弃或公开对抗的态度。有人狂妄地找我方管理人员辩论,有人敲打门窗,集体闹狱,有人甚至想以自杀来对抗。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安全起见,日本战犯一度被转移到哈尔滨和呼兰的监狱关押。日本战犯以为美军很快就会打过来解救他们,更加气焰嚣张。他们把打防疫针说成是“细菌实验”,把洗澡说成是行刑前的“净身”。倒掉高粱米饭,非吃大米饭不可,否则就绝食抗议,陆军中佐广濑三郎等7人甚至冲击了管理人员办公室,另外还有几十人联名致信联合国,控告中国政府关押“战俘”。日本“黑龙会”竟然利用日侨到战犯管理所修理电器的机会,策划了两起未遂越狱事件。由此可见,改造日本战犯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对外关系、国际形象等国家利益。周恩来指出: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应该忘的。但我们还是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把他们改造好。能否把日本战犯从“鬼”改造成为“人”,这将是对中国文化的智慧和力量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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