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是与时俱进还是因噎废食？-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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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论语·雍也篇第六》

　　学生冉耕患病将死，孔夫子去做临终告别，有上述感叹。

　　命者，势也。大势所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科举制度的死亡，和中国的王朝制度一样，是老病逢强贼，不得不亡。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不过是压死骆驼的稻草罢了。人与历史皆有苟延残喘的决心，所谓病去如抽丝，一则说时间之长久，二则说去病之痛楚。生活于历史病痛下的人，甘苦自知。而其中，又有深知病痛所由、窥见未来方向之人，为之号呼。

　　纪事者，剥茧抽丝，排比时事，做一有序的记录。

　　虽然建立了宪制国家，虽然发生了号称“启蒙”的五四运动，虽然“教育救亡”的喊声不绝于耳，虽然有一段所谓“黄金十年”的上升期，民国仍因无法弥补制度性缺陷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终于崩溃。

　　黄白对决

　　今年，是废除科举一百周年，也是日俄战争一百周年。日俄战争在春天结束，废除科举的命令于秋初颁布。废除科举虽早经酝酿，但是，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战胜俄国取得最终胜利，对于制定国策的清国君臣震撼极大，我们若说日俄战争是废除科举的催化剂，未尝不可。因此，在重估废除科举得失之际，有必要对日俄战争略作回顾。

　　日俄战争，有个绝对“第一”：这是人类历史上至此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奉天(今沈阳)会战，双方合共投入兵力达六十二万四千人，前所未有。此役另有一项相对“第一”：若排除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战胜意大利人的阿杜亚(Adowa)之战，则此役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非白种人战胜白种人的战争。

　　十九世纪的世界，无论文治武功，堪称白种人或曰“欧洲文明”的天下。然至世纪末，白种人反躬自省，对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力不再居之无疑；黄种人穷极思变，则对本国本族的前景推导出一种“创见”。文艺、舆论最能反映时代面目，兹举数例，以说明世纪之交，白人世界对黄种人(亚洲)的警惧，以及东亚人士(特别是中、日二国)对未来百年的期望。日俄之战前十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手绘一图，内容为欧洲女武神(Valkyries)与乘龙之佛陀作战，用示保持优势、继续捍卫基督教西方的决心；1898年，日本人近卫笃麿发表全球范围内种族战争的预想，呼吁本国与同种结盟，为将来之黄白人种大对决作准备；1904，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撰文，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及“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能力”表示恐惧。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写下一段煽情文字：“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与白色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83页)。

　　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了日俄战争，并以日本获胜终局。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们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西方的科学和工业引进自己的国家，但必须像日本人那样摆脱欧洲的控制，自己掌握现代化进程，并保留自身的民族特点。嗣后，伊朗(1905)、土耳其(1908)先后爆发民族独立革命，盖即受日本战胜之启示与鼓舞(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第885－8页)。与战胜国同属黄种的中国人，战后反思所得，不能逾此范围，但是，别有一分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因为，这场外国战争竟在“禹域”(中国领土)内展开，而战争的目的，则是争夺对满洲(约当今东北三省)及朝鲜的控制权；更甚者，迫于形势，中国在此战中竟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自时人视之，此役较诸十年前的甲午惨败、五年前的庚子之难，不啻更形耻辱，而瓜分、亡国的危机感接踵而来。

　　其时，具有“先进”思维的人士，略分二类，一为“立宪派”(呼吁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精英)，一为“实力派”(以袁世凯、张之洞为代表的封疆大吏)。“立宪派”认为，日俄战争不仅仅是“军队之竞争”，更是“政治之竞争”：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俄国为君主专政国家。不论国内政治，还是对外战争，都可看出立宪对专制的优越性。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清廷便派五大臣出洋，周游列国，考察宪政。

　　“实力派”则借此机会，向科举制度开刀。

　　程序正义

　　通俗地说，科，指考试科目的科；举，是举用人才的举；科举制度，则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

　　中国最后一个“探花”——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一甲第三名——商衍鎏，曾对科举制度作扼要总结：“自汉至隋，轻于文字而重于选举。自隋、唐至宋，重在考试而不核行能。自宋神宗后，专以进士为贵，降至于明、清，守之而勿失”(《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序例》)。由此可知，中国二千年来选拔人才有一个趋势，最初，注重候选者的品行、声誉(汉代举孝廉，分四科，以“德行志节”居首)，衍变至末期，则一篇短文定终身(清代，八股文限定字数为七百)。

　　以品行、声誉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立法之意固然不错，无奈，执行起来实在无法客观。今人都知道，起点公平确难实现，惟可寄托者，在于程序正义。自上而下的统一考试，不分富贵贫贱，惟成绩是尚，却能最有效地保持程序正义。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句话，准确把握了时代精神，亦可视作程序正义的“制度化”。同时，中国官僚制度的“现代化”亦告完成，而且，引进这种“现代化”成果还令朝鲜、日本乃至英国受益。孙中山遍考欧美各国政治，回国演讲，尝说：“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1921年，《五权宪法》)。西人，如伏尔泰(法)、马礼逊(英)、杜兰(美)等，亦尝赞美科举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更从学理层面探讨，谓科举制度使被统治者在专制国家趋向平等，堪称“消极的民主化”(passivedemocratization，余英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