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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论语·雍也篇第六》

  学生冉耕患病将死,孔夫子去做临终告别,有上述感叹。

  命者,势也。大势所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科举制度的死亡,和中国的王朝制度一样,是老病逢强贼,不得不亡。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不过是压死骆驼的稻草罢了。人与历史皆有苟延残喘的决心,所谓病去如抽丝,一则说时间之长久,二则说去病之痛楚。生活于历史病痛下的人,甘苦自知。而其中,又有深知病痛所由、窥见未来方向之人,为之号呼。

  纪事者,剥茧抽丝,排比时事,做一有序的记录。

  虽然建立了宪制国家,虽然发生了号称“启蒙”的五四运动,虽然“教育救亡”的喊声不绝于耳,虽然有一段所谓“黄金十年”的上升期,民国仍因无法弥补制度性缺陷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终于崩溃。

  黄白对决

  今年,是废除科举一百周年,也是日俄战争一百周年。日俄战争在春天结束,废除科举的命令于秋初颁布。废除科举虽早经酝酿,但是,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战胜俄国取得最终胜利,对于制定国策的清国君臣震撼极大,我们若说日俄战争是废除科举的催化剂,未尝不可。因此,在重估废除科举得失之际,有必要对日俄战争略作回顾。

  日俄战争,有个绝对“第一”:这是人类历史上至此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奉天(今沈阳)会战,双方合共投入兵力达六十二万四千人,前所未有。此役另有一项相对“第一”:若排除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战胜意大利人的阿杜亚(Adowa)之战,则此役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非白种人战胜白种人的战争。

  十九世纪的世界,无论文治武功,堪称白种人或曰“欧洲文明”的天下。然至世纪末,白种人反躬自省,对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力不再居之无疑;黄种人穷极思变,则对本国本族的前景推导出一种“创见”。文艺、舆论最能反映时代面目,兹举数例,以说明世纪之交,白人世界对黄种人(亚洲)的警惧,以及东亚人士(特别是中、日二国)对未来百年的期望。日俄之战前十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手绘一图,内容为欧洲女武神(Valkyries)与乘龙之佛陀作战,用示保持优势、继续捍卫基督教西方的决心;1898年,日本人近卫笃麿发表全球范围内种族战争的预想,呼吁本国与同种结盟,为将来之黄白人种大对决作准备;1904,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撰文,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及“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能力”表示恐惧。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写下一段煽情文字:“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与白色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83页)。

  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了日俄战争,并以日本获胜终局。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们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西方的科学和工业引进自己的国家,但必须像日本人那样摆脱欧洲的控制,自己掌握现代化进程,并保留自身的民族特点。嗣后,伊朗(1905)、土耳其(1908)先后爆发民族独立革命,盖即受日本战胜之启示与鼓舞(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第885-8页)。与战胜国同属黄种的中国人,战后反思所得,不能逾此范围,但是,别有一分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因为,这场外国战争竟在“禹域”(中国领土)内展开,而战争的目的,则是争夺对满洲(约当今东北三省)及朝鲜的控制权;更甚者,迫于形势,中国在此战中竟不得不宣布“局外中立”。自时人视之,此役较诸十年前的甲午惨败、五年前的庚子之难,不啻更形耻辱,而瓜分、亡国的危机感接踵而来。

  其时,具有“先进”思维的人士,略分二类,一为“立宪派”(呼吁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精英),一为“实力派”(以袁世凯、张之洞为代表的封疆大吏)。“立宪派”认为,日俄战争不仅仅是“军队之竞争”,更是“政治之竞争”: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俄国为君主专政国家。不论国内政治,还是对外战争,都可看出立宪对专制的优越性。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清廷便派五大臣出洋,周游列国,考察宪政。

  “实力派”则借此机会,向科举制度开刀。

  程序正义

  通俗地说,科,指考试科目的科;举,是举用人才的举;科举制度,则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

  中国最后一个“探花”——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一甲第三名——商衍鎏,曾对科举制度作扼要总结:“自汉至隋,轻于文字而重于选举。自隋、唐至宋,重在考试而不核行能。自宋神宗后,专以进士为贵,降至于明、清,守之而勿失”(《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序例》)。由此可知,中国二千年来选拔人才有一个趋势,最初,注重候选者的品行、声誉(汉代举孝廉,分四科,以“德行志节”居首),衍变至末期,则一篇短文定终身(清代,八股文限定字数为七百)。

  以品行、声誉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立法之意固然不错,无奈,执行起来实在无法客观。今人都知道,起点公平确难实现,惟可寄托者,在于程序正义。自上而下的统一考试,不分富贵贫贱,惟成绩是尚,却能最有效地保持程序正义。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句话,准确把握了时代精神,亦可视作程序正义的“制度化”。同时,中国官僚制度的“现代化”亦告完成,而且,引进这种“现代化”成果还令朝鲜、日本乃至英国受益。孙中山遍考欧美各国政治,回国演讲,尝说:“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1921年,《五权宪法》)。西人,如伏尔泰(法)、马礼逊(英)、杜兰(美)等,亦尝赞美科举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更从学理层面探讨,谓科举制度使被统治者在专制国家趋向平等,堪称“消极的民主化”(passivedemocratization,余英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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