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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80多年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裴司德博士”,估计是日本有人作梗;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都已经五个月未正常发放,蔡元培还为此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到北洋政府索取。爱因斯坦听说这个情况,就感到北大能否兑现约定实在是未知数。他到北大讲学,推掉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如果长途跋涉,最后连路费都无保障,那就不如不来了。

 

  要问谁是对民国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蔡元培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17-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把这座高校办成了“包罗百家,囊括大典”、拥有全国最前沿智慧、集中全国最精华学生、对整个国家都起了巨大引领作用的中国第一学府。

  其实蔡元培的业绩不只是办好了一个北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教育总长。那个教育部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总长,次长和一个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连办公室都没有,借了别的部的两间房屋办公。但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蔡元培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和政策,迅速把中国的教育从近代推向现代。

  这位杰出的教育家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民国人物评价上,海峡两岸都没有分歧、一致肯定的人,好像只有两个,一个孙中山,一个就是他蔡元培。

  蔡元培获得各集团、各阶层、各时代如此令人高山仰止的评价,我们在崇敬之余,也许会偶尔想到:他更多的不是作为学者,而是作为领导者、管理者而流芳。学者只面对知识、观念、精神世界,爱惜好自己的羽毛,保持一个道德完美的形象,虽然困难,但未必肯定不能;而领导者、管理者天天和现实人事打交道,在复杂的社会和污浊的权利场中周旋,经手那么多的事,真的能够做到“万世师表”而无可指责。

  1922年11月中旬,爱因斯坦去日本访问,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就在到达上海的那一天,11月13日,他收到荣获该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

  蔡元培在1920年就与爱因斯坦接触,希望他可以到北大讲学。然而,由于爱因斯坦提出的报酬条件,蔡元培无法承担,导致爱因斯坦北大之行未果。然而,1922年6月,蔡元培收到爱因斯坦的信件,再次表示他愿意来中国讲学。这一次,在梁启超的资助下,蔡元培接受了爱因斯坦所需的高额报酬。

  1922年11月14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安斯坦(即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告宣布:经多次联系,爱因斯坦将于新年初来北大讲学!师生闻讯,顿时一片欢腾。

  按照约定,爱因斯坦将于12月中旬来华,然而直到12月30日,爱因斯坦才从日本到达上海;到达上海后的行程叫等待者大大意外:不是北上去北京,而是在上海逗留两天,然后乘船去新加坡,来北大讲学的协议黄了!

  这时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蔡元培。他一直等不到爱因斯坦的消息,就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去催问,并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爱因斯坦的回信更让他摸不着头脑:说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像是受了他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准备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旅程计划,希望原谅。

  事到如今,蔡元培只好遗憾地接受。他对同仁豁达地说,因为爱因斯坦即将来访,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相对论热”,让这一艰深学问为不少人了解,这本身也就是收获了。

  80多年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裴司德博士”,估计是日本有人作梗;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都已经五个月未正常发放,蔡元培还为此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到北洋政府索取。爱因斯坦听说这个情况,就感到北大能否兑现约定实在是未知数。他到北大讲学,推掉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如果长途跋涉,最后连路费都无保障,那就不如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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