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日军视为总动员国人视为笑话-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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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抗战初期，侵华日军拍返其国内大本营的电报有云：“南京政府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他们过分相信自己，因此，必然要出现对日轻侮的行动。”（《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可见该运动客观上造成的影响力。

　　进步知识分子在解放后对之评价不高，甚至予以痛斥；民国时期的独立知识分子也对其颇有微词，新生活启动一年后，胡适在1935年四月的大公报发表评论，认为从概要上看“都是一些柴米油盐、家常便饭的事情”，他进一步断言，“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灵方。”“钮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饭屑不乱抛，碗筷要摆好”之类，乃属做人的基本，这就好比做官不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样，夸张强调，“那是会遗笑于世的”。他的见解赢得不少赞同的声音。

蒋介石、宋美龄带头吃素倡导“新生活运动”。（资料图）

　　新生活运动发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当局的出发点来讲，意欲养成国民的生活的准军事化，在陈布雷给老蒋拟就的讲稿中有云“就是要养成勇敢迅速、励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随时可以与敌人拼命的国民”。

　　当时国民政府已取得政权七八年，加上各层官吏中，东西洋留学生出身者甚夥，较有时间和精力注意到民众的生活状态，譬如生活肮脏、杂乱、缺乏公德意识，人际关系苟且自私，毫无羞耻心，社会气氛黯淡、杂乱、暮气深重，乌烟瘴气……

　　这个运动放大来看其意义，系负有政体建设任务的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对文化现代化探索追求的具体表现，也是当时智识者将文化使命渗入行政系列的具体作为。

　　新生活运动的初衷

　　新生活运动其初衷，则针对社会的没落暮景，是官吏的腐化堕落，是公共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缺乏，是一般民众的精神萎靡，是吸毒泛滥、赌嫖盛行的糜烂的社会风气……

　　在邓文仪等人参与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的时候，已提出“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的口号，旨在推动社会的军事化。执行六个月后，转入第二期，生活之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随后提升“纲要”内涵的任务，又交给政学系头目杨永泰负责，他是一个随行就市的人，他在其中加入许多儒家的人生修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很合乎当局的胃口。

　　抗战初期，侵华日军拍返其国内大本营的电报有云：“南京政府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他们过分相信自己，因此，必然要出现对日轻侮的行动。”（《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可见该运动客观上造成的影响力。

　　战时的新生活推进

　　新生活运动是有专责机构来负责推行的，其名曰“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4年夏天成立于南昌，蒋介石挂名总会长。由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主持（主任干事）。设有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该总会的四十来位干事，全是名头响亮的军政大员。次年底，该会迁往南京，改由钱大钧负责。

　　1936年，又在该会名下单独成立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抗战前几个月，该会负责人改称总干事，这时的总干事，已是委员长官邸内务总管黄仁霖担任了。

　　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也曾担当始作俑者的角色。蓝衣社在此近代转型时节，也对“新运”兴趣满浓，积极投身于其中。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处于一种灰色地带，如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那还差得远；但也绝不是知识圈外的人。他们对德意志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深感兴趣，于是将那一套控制术引入当时的中国政治。依他们的勾画，连幼儿园也被军事化了。他们动用暴力打击反对国民政府的人，同时也倡导清洗政府中腐败的官员。

　　新生活渗透在生活中也深，学生平时唱的大量歌曲，都跟该运动息息相关。诸如《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

　　该运动持续到1949年历史发生巨变这才无疾而终，一共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其中，到了抗战时期，即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代，该运动的内容有所变异。战前四维八德、礼义廉耻的道德性内容多一些，以此来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战争期间则更偏重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对精神的惕励和要求更为加重。随着战争的深入，新生活变得无所不包，什么都往其上靠，诸如伤兵救援、厉行节约、抚养孤儿、躲避空袭、献金购机……都打上新生活的烙印。从负面来说，是内容变得空泛，但从鼓励军民抗战而言，也多少取得一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