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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农民起义代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不知道;但至少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它是不代表的。所以,我们对这事的评价不能过高。它只是给统治集团一个警钟,像你们这样官逼民反,把我们逼上梁山,大家一起完蛋。除此以外,别无意义。

  秦汉、哪怕到三国的时候,还能够礼贤下士,东汉末年可能是最后的好时光,才有《三国演义》写出来被所有人津津乐道的“三顾茅庐”,那种遗风到科举制度以后就没了。所有的读书人都不再有独立人格。你是我的考生,你乖乖来考试,考不上你就没有了。

  结果是什么呢!是宋代以前的宰相上朝时是可以坐下来的,在秦汉叫“三公坐而论道”。宋以后是站着了。到了明代朱元璋这一朝,是脱了裤子出去打屁股的,可谓斯文扫地了

  说老实话,知识分子的底线,首先是不昧着良心说话,比如你没有胆量和能力为那些冤死的地震孩子们讨个公道,但你不“含泪劝告”行不行?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来加拿大进行巡回演讲,受到华人社区的热烈欢迎。我在温哥华与易先生举行了公开对谈,涉及了诸多的热点议题。现将对话发表出来,以飨读者,兼作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有识者的关注。

  对农民起义不能评价太高

  丁果:中央电视台4套百家论坛正在播放你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你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各种学说最盛行、给中国留下经典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纷乱割据、群雄并立的时代。是不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各类学说比较容易盛行;但在一统的时代,或者说是治世、统治比较稳固的时代,言论就会万马齐喑,就会比较平庸?

  易中天:恕我直言,这个说法有问题。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就会逻辑地推出另一个结论──为了思想的解放、学术的繁荣、人类的进步,我们需要呼唤乱世,盼望乱世。这是很麻烦的。回溯整个中国史,可以看到,也不是乱世一定出思想。乱世出英雄,未必出思想。“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乱世是枪杆子说话,不是笔杆子说话的时候。只有在特殊的所谓乱世,才出思想。这个特殊的乱世就是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出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处于社会转型期。换句话说,这个乱带来的结果或者它的原因不是社会转型,那就白乱了。那种乱的结果就是民不聊生,是民族的灾难,没有任何意义。春秋战国,是因为社会要转型,才出现了所谓“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的状态,到最后完成了社会转型,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出思想。因此,与其说“乱世出思想”,不如说“转型出思想”。

  丁果:社会之乱,最后要产生积极意义,就必须要有社会转型作为一个大的背景。以往在历史问题上,我们赞颂黄巾起义、赞颂李自成、赞颂太平天国等,赞颂所有的所谓革命,以为他们带来时代变化。其实,这些革命都不可能带来思想、带来可以传承的学说,因为它带来的是破坏,不是社会的转型。

  易中天:农民起义代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不知道;但至少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它是不代表的。所以,我们对这事的评价不能过高。它只是给统治集团一个警钟,像你们这样官逼民反,把我们逼上梁山,大家一起完蛋。除此以外,别无意义。

  丁果:在社会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也好,其他人也好,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治世学说,受到礼遇和采用,则留下;稍不对劲,就拔腿走路。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有这样一种雅量?因为如果你拔腿走路,就会有一个问题--非为我所用的人,必为敌所用,理应要干掉,这是简单的逻辑。但为什么他们有这个雅量?

  易中天:因为他们是贵族,这点非常重要。从春秋到战国中期,各国的统治者至少还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最重要的还不是身份、血统,还要有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气派。雅量就是贵族精神的重要部分。否则他就不配当一个贵族。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社会的变革,就是由邦国制度变成帝国制度。有能的君主要来当这个兼并天下的人,无能的君主要守住自己的国家不被人家给吃了。君王们清楚地知道,靠他们个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兼并不成,守成也难,必须依靠人才。这些人才就是“士”,所以形成养士之风。当时战国四君子,齐有孟尝,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魏有信陵,每人养士三千。即使白吃白喝,也没有关系,他们要显示的就是招纳天下贤士的雅量。

  丁果:用现代的话说,统治者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养士”,显示贵族精神。在邦国向帝国转换的时候,礼贤下士,可以获得人才,不被对手使用,如此才能攻守自如。但如果君王“杀士”,或者“弃士”,结果又会如何?

  易中天:君王杀士,或者虐待他们,那就麻烦大了,因为他会遭遇整个“士”阶层抵抗,不但不可能拿到天下,或许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保不住了,因此,他装样子也要装得客气。

  如果谋生排在了第一位,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

  丁果:我们再来谈一下贵族精神。如果在春秋战国时期,君王们有这样一种贵族精神,我们在西方历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贵族精神。即使到了现在,在英美国家包括在加拿大,如果这个政客是纯然政客的话,大家还是看不起的。但如果政治人物被誉为“有点贵族气”,人家对他的尊敬会有所提升。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失落的?

  易中天:贵族精神是一点一点失落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硬要从逻辑上画一条线,那就是秦汉前后,也就是邦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政治区别。邦国时代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帝国时代的政治是官僚政治。区别在于贵族是世袭的,官僚是任命的,贵族时代的国家制度是封建制,官僚时代的国家制度是郡县制。秦汉以后,严格意义上说无贵族了,但贵族精神是有延续性的,没有了贵族不等于说就没了贵族精神,贵族精神就保留在“士”的身上。

  士是天子、诸侯、大夫、士中最下的一等贵族,而且都是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三级贵族的共同特点是有领地,他们是领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不动产。唯独第四等的贵族是没不动产的,只有精神了,这精神就表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朝秦暮楚”,表现在他们蔑视权贵。孟子有句话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要游说一个诸侯,你先要不把他放在眼里。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你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公司求职还敢蔑视老板,你敢吗?

  丁果:那就出现了一个直接的问题,如果在邦国时代,贵族精神的形成或者说“士”的形成,是依赖世袭制的,这种世袭在今天社会的氛围里面是很难了,尤其是在中国的土壤里。是不是帝国制度本身,就是扼杀“士”的贵族精神的罪魁祸首?其次,在今天的时代,也就是在大一统的时代,这种“士”的贵族精神有没有可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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