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对农民起义评价不宜高科举使贵族精神消失-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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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农民起义代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不知道；但至少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它是不代表的。所以，我们对这事的评价不能过高。它只是给统治集团一个警钟，像你们这样官逼民反，把我们逼上梁山，大家一起完蛋。除此以外，别无意义。

　　秦汉、哪怕到三国的时候，还能够礼贤下士，东汉末年可能是最后的好时光，才有《三国演义》写出来被所有人津津乐道的“三顾茅庐”，那种遗风到科举制度以后就没了。所有的读书人都不再有独立人格。你是我的考生，你乖乖来考试，考不上你就没有了。

　　结果是什么呢！是宋代以前的宰相上朝时是可以坐下来的，在秦汉叫“三公坐而论道”。宋以后是站着了。到了明代朱元璋这一朝，是脱了裤子出去打屁股的，可谓斯文扫地了

　　说老实话，知识分子的底线，首先是不昧着良心说话，比如你没有胆量和能力为那些冤死的地震孩子们讨个公道，但你不“含泪劝告”行不行？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来加拿大进行巡回演讲，受到华人社区的热烈欢迎。我在温哥华与易先生举行了公开对谈，涉及了诸多的热点议题。现将对话发表出来，以飨读者，兼作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有识者的关注。

　　对农民起义不能评价太高

　　丁果：中央电视台4套百家论坛正在播放你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你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各种学说最盛行、给中国留下经典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纷乱割据、群雄并立的时代。是不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各类学说比较容易盛行；但在一统的时代，或者说是治世、统治比较稳固的时代，言论就会万马齐喑，就会比较平庸？

　　易中天：恕我直言，这个说法有问题。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就会逻辑地推出另一个结论──为了思想的解放、学术的繁荣、人类的进步，我们需要呼唤乱世，盼望乱世。这是很麻烦的。回溯整个中国史，可以看到，也不是乱世一定出思想。乱世出英雄，未必出思想。“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乱世是枪杆子说话，不是笔杆子说话的时候。只有在特殊的所谓乱世，才出思想。这个特殊的乱世就是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出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处于社会转型期。换句话说，这个乱带来的结果或者它的原因不是社会转型，那就白乱了。那种乱的结果就是民不聊生，是民族的灾难，没有任何意义。春秋战国，是因为社会要转型，才出现了所谓“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的状态，到最后完成了社会转型，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出思想。因此，与其说“乱世出思想”，不如说“转型出思想”。

　　丁果：社会之乱，最后要产生积极意义，就必须要有社会转型作为一个大的背景。以往在历史问题上，我们赞颂黄巾起义、赞颂李自成、赞颂太平天国等，赞颂所有的所谓革命，以为他们带来时代变化。其实，这些革命都不可能带来思想、带来可以传承的学说，因为它带来的是破坏，不是社会的转型。

　　易中天：农民起义代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不知道；但至少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它是不代表的。所以，我们对这事的评价不能过高。它只是给统治集团一个警钟，像你们这样官逼民反，把我们逼上梁山，大家一起完蛋。除此以外，别无意义。

　　丁果：在社会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也好，其他人也好，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治世学说，受到礼遇和采用，则留下；稍不对劲，就拔腿走路。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有这样一种雅量？因为如果你拔腿走路，就会有一个问题--非为我所用的人，必为敌所用，理应要干掉，这是简单的逻辑。但为什么他们有这个雅量？

　　易中天：因为他们是贵族，这点非常重要。从春秋到战国中期，各国的统治者至少还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最重要的还不是身份、血统，还要有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气派。雅量就是贵族精神的重要部分。否则他就不配当一个贵族。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社会的变革，就是由邦国制度变成帝国制度。有能的君主要来当这个兼并天下的人，无能的君主要守住自己的国家不被人家给吃了。君王们清楚地知道，靠他们个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兼并不成，守成也难，必须依靠人才。这些人才就是“士”，所以形成养士之风。当时战国四君子，齐有孟尝，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魏有信陵，每人养士三千。即使白吃白喝，也没有关系，他们要显示的就是招纳天下贤士的雅量。

　　丁果：用现代的话说，统治者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养士”，显示贵族精神。在邦国向帝国转换的时候，礼贤下士，可以获得人才，不被对手使用，如此才能攻守自如。但如果君王“杀士”，或者“弃士”，结果又会如何？

　　易中天：君王杀士，或者虐待他们，那就麻烦大了，因为他会遭遇整个“士”阶层抵抗，不但不可能拿到天下，或许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保不住了，因此，他装样子也要装得客气。

　　如果谋生排在了第一位，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

　　丁果：我们再来谈一下贵族精神。如果在春秋战国时期，君王们有这样一种贵族精神，我们在西方历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贵族精神。即使到了现在，在英美国家包括在加拿大，如果这个政客是纯然政客的话，大家还是看不起的。但如果政治人物被誉为“有点贵族气”，人家对他的尊敬会有所提升。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失落的？

　　易中天：贵族精神是一点一点失落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硬要从逻辑上画一条线，那就是秦汉前后，也就是邦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政治区别。邦国时代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帝国时代的政治是官僚政治。区别在于贵族是世袭的，官僚是任命的，贵族时代的国家制度是封建制，官僚时代的国家制度是郡县制。秦汉以后，严格意义上说无贵族了，但贵族精神是有延续性的，没有了贵族不等于说就没了贵族精神，贵族精神就保留在“士”的身上。

　　士是天子、诸侯、大夫、士中最下的一等贵族，而且都是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三级贵族的共同特点是有领地，他们是领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不动产。唯独第四等的贵族是没不动产的，只有精神了，这精神就表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朝秦暮楚”，表现在他们蔑视权贵。孟子有句话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要游说一个诸侯，你先要不把他放在眼里。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你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公司求职还敢蔑视老板，你敢吗？

　　丁果：那就出现了一个直接的问题，如果在邦国时代，贵族精神的形成或者说“士”的形成，是依赖世袭制的，这种世袭在今天社会的氛围里面是很难了，尤其是在中国的土壤里。是不是帝国制度本身，就是扼杀“士”的贵族精神的罪魁祸首？其次，在今天的时代，也就是在大一统的时代，这种“士”的贵族精神有没有可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