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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再是1980年他慨然应允葛懋春先生的要求,将《胡适口述自传》在中国大陆出版,其理由也只是:“我认为胡适的书,不管哪一种,如在大陆出版,对求知若渴的大陆青年都是有好处的。”至于稿酬问题,竟无一语提及,全由葛先生作主。还有1984年4月,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针对哥伦比亚大学有人想抓住《顾维钧回忆录》的版权,谋取大利,他气愤地说:“学问天下之公器。我最恨学术商业化。”

 

  唐先生去世已一年了!这位可敬可亲的朋友的仙逝,实在令人怀念不尽。但我所思念的,只能是一个晚年的唐德刚,因为早年和中年的唐德刚,我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待我知道他的大名并且认识他时,他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可晚年的唐先生,没有工作牵累,率性而行,出会场,进讲堂,周游列国;会旧友,结新知,朋友遍天下。我跟他的交往,只不过是他万千人事交往中的一小点。这“一”与“万”的区别是绝对不能混同的,所以我只能说是“我所认识的”。

  一

  在认识唐先生之前,我读过经他整理译注、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的自传》(后再版,改名《胡适口述自传》)。我很喜欢他的注释。当时我的感觉是,他写那些注释,甚似旧时工匠在烈火炉前锻铁,大锤小锤交替落,声震屋瓦,火花四溅。他那渊博的学问,精辟独到的见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亦庄亦谐,幽默风趣。目即其文,即被牢牢吸住。在该书中我获益甚多,而唐先生的大名,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第一次见到唐先生,是1992年7月在北京的一个小型胡适研讨会上。那时唐先生虽是七十开外的人,却不见老态。他浓眉大眼,脸色红润,常带笑容;身材中偏高,躯干挺拔,步履矫健。他在会上发言,先讲胡适。大意是说,一切英雄都是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也能造时势,那只是少数,胡适就属于这少数。当年,他和陈独秀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天下云集响应,古老神州很快兴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对中国的影响之深广远大,是说不尽道不完的。

  唐先生生性幽默诙谐,有“磁性”。他平易近人,乐与人交。每到一处,总有许多人围着他,听他讲故事,说笑话。他在说笑时,十分投入。他自己固置身意境中,听者亦身入其境,主客皆忘乎所以。说到妙处,大家笑,他也笑,且笑得两眼泪汪汪。

  会议期间,我曾单独拜访过唐先生。这不仅为一申仰慕之情,还因为此时我已从教学岗位调到校出版社,有访求作者和书稿的任务。至于唐先生呢,他早在我之前就与华东师大出版社结缘了,这就是前文所说的《胡适的自传》的出版。不过那时华东师大出版社和唐先生之间还没有直接联系,有关唐先生方面的事,都是通过山东大学历史系葛懋春教授进行的。

  初次拜访,我向他简单介绍了华东师大出版社的情况,报告了我们准备再版《胡适口述自传》,并提出希望出版他的其他作品,如《胡适杂忆》、《李宗仁回忆录》等。他对我的要求,都欣然同意。这中间我也提到稿酬问题,但他不置可否,只是说,只要这些书对大陆读者有好处,广大读者喜欢这些书,我就很满意了。见他不想谈这个问题,我想就留待以后再说吧。可是后来我几次想就这个问题听听他的意见,都未能如愿。直到一年多以后,我才从他的一些文章著作中,了解到他在这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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