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逼走外国顾问后果：舰队训练和军纪废弛-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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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史料表明，琅威理去职后，北洋海军军纪松弛，操练尽废。《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自琅（威理）去后，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398页）。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时，又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中日战争》（一），第63页）。从李鸿章到丁汝昌，都认为琅威理既有才，又能干，并且确为北洋海军的近代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只为撤旗事件便允其辞职，也说明了中国在主权意识之后，又蕴含着排外因素。

琅威理与“致远”舰军官合影（来源：资料图）

　　琅威理，英国人，1882年秋受聘来华任职，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中法战争爆发后，因英政府宣布局外中立，琅威理回避去职，请假回国。1886年1月应邀重返中国，担任清政府北洋海军的洋顾问、副提督，在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890年2月，北洋舰队南下避冻。24日，丁汝昌率“致远”等四舰至南海一带操巡，琅威理、刘步蟾、林泰曾督带“定远”、“镇远”等舰在香港维修。3月6日，“定远”管带刘步蟾传令降下提督旗换升总兵旗，表明自己是舰上最高长官。琅威理责问：“丁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什么撤下提督旗？”刘步蟾答：“按海军惯例应当如此。”琅威理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污辱，故而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问。李鸿章复电“以刘为是”，于是琅威理愤然辞职。此即所谓撤旗事件。

　　撤旗事件是中国近代北洋海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对北洋海军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积极支持琅威理供职海军，并说“海军衙门（的成立）是向前巨大的一步，中国需要琅威理”（《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80页），“琅威理的前程光辉灿烂，只要他谨慎从事，他在中国海军中的地位，就会像我在中国海关中的地位一样”（《洋务运动》（8），第490页）。因此，不少人认为英国向中国派遣海军顾问的目的便是为了控制中国海军，琅威理就职北洋水师正是英国政府这种企图的具体表现。琅威理辞职后，英国政府甚至命令英国海军学校驱逐中国留学生（《总税务司在北京》，第611页）。因而，撤旗事件的处理表明了中国官方的正确立场，在主权问题上没有退让。北洋大臣李鸿章努力保持舰队不受外籍雇员的控制，在必要时甚至不惜采取断然措施，以回答外籍雇员的要挟。这一事件也充分表明，外籍雇员同清政府只是雇佣关系，不能越过此界获得更多的权利。

　　琅威理辞职后，英国专栏作家干得利就此事评论说，“中国的一些军官相信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的舰队，便发动了一次阴谋，迫使琅威理辞去指挥之职。”（《洋务运动》（8），第441页）但近代史专家苑书义认为，干得利的这一评论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事物，为心怀叵测的琅威理鸣冤叫屈。他认为中国军官并没有搞什么阴谋，只是抵制了琅威理谋求“行政最高权”的阴谋活动（苑书义：《李鸿章传》，第265页）。

　　然而近代海军毕竟是个舶来品，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又是陆营出身，故平时的操练都由琅威理负责。从有关史料看，在撤旗事件后，琅威理的拂袖而去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整体训练的松懈和军纪的废弛，对北洋水师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琅威理是典型的注重个人名誉和待遇同时又对工作非常负责的职业军人。他办事勤谨认真，治军极其严格，在培训北洋海军时严遵英国海军的条令，对北洋海军条令、礼仪的制定也颇有贡献。赫德认为，“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很好地利用他。”（《总税务司在北京》，第985页）这一说法基本属实，因为在甲午战败后的清廷上谕中也说：“琅威理前在北洋训练海军，颇著成效。自该员请假回国后，渐就废弛，以致本年战事未能得力。”（《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十月己未条，第542页）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亦认为，“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舢板操章，越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第56—57页）在他的督带下，北洋水师操演认真，平时没人敢请假，亦无人敢出差错，故军中流传“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而在其任内，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亦达到巅峰，令各国刮目相看。

　　史料表明，琅威理去职后，北洋海军军纪松弛，操练尽废。《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自琅（威理）去后，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398页）。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时，又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中日战争》（一），第63页）。从李鸿章到丁汝昌，都认为琅威理既有才，又能干，并且确为北洋海军的近代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只为撤旗事件便允其辞职，也说明了中国在主权意识之后，又蕴含着排外因素。刘步蟾与琅威理的矛盾，除了指挥权之争外，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曲折反映了北洋海军内部对于严格管理的厌烦情绪。由于“琅威理督操甚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左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姚锡光《东方兵事记略》，卷四，第4—5页）。当时北洋海军军官以福建人为主，所有闽籍管驾，皆拥护刘步蟾与林泰曾，是以琅威理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于是刘、林等人抓住李鸿章的心理，称琅威理升提督旗的行为显示了对中国海军控制权的野心，一贯坚持权自我操的李鸿章于是站到了刘、林一边。由此琅威理受到排挤，也说明李鸿章虽然注重武器装备的更新，但忽视专业化的训练，对于琅威理的支持也极为有限。

　　在某种意义上说，琅威理是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一个代表，但北洋诸将的传统官僚性格同这种思想本身有很大距离，同时“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观念也在某种程度上积淀成了国人的思维定势，于是琅威理的西方管理方式便与中国传统发生了矛盾，不能得到中国舰队普遍的认可与支持。这件事说明，一个落后国家，在向近代化迈进的艰难征途上，如何一面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始终是一个需要很好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