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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局限”其实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有时甚至是好词。所有的人都有局限,包括孔子这样的圣人、华盛顿这样的伟人、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只有神没有局限,但人不是神,人都是有局限的,人所创造的一切也都是有局限的。不承认局限意味着自我夸大,自我膨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都会出现问题。那一代的人,无论是哪一派的人,最后能殊途同归,承认现实,坐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好的局限意识。他们意识到了人的局限性,意识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局限性,没有一家通吃,没有一家全赢的心态,愿意坐下来对话。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这在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无的。这样一种结果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一件事情产生了,就很可能成为一个传统,未来的人就可以效仿。因为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当中,最坏的结果,最坏的事情就是流血过多,死人过多。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资料图)

  99年前,中国社会大变革最关键的一个结点与武昌有关。有的时候一个地方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命运。武昌首义确实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在此之前的中国是漫长的王朝专制时代。在此之后,开启了中国第一个共和时代,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放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共和国。共和国和帝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帝国是有皇帝的,一家一姓进行统治;共和是大家来统治,是众民来治理。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讲“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共和其实就是由民众自我管理。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轮共和政治的实践和尝试失败了,这个失败有很多原因。本来我们已顺利的从帝国进入到了民国,但是民国又成了实际上的军国。1927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党国,党在国上面。就这样,中国的发展从帝国到民国,军国之后又是党国。

  三派同源——甲午之辱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50年,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

  在百年前的那场大变革——帝国转向民国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可能影响中国走向的力量:第一种力量就是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种力量是我们一贯认为比较保守的,甚至有点反动的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第三种力量就是长期被忽略的,实际上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政治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同,他们之间好像很难有基本的共识,但实际上三派同源,都起源于同一个起点,就是改革或者说改良。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凯、立宪派的张謇、梁启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要改良、要改革。他们的起点在时间上都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震动比这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大,都要深远。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的近代史揭开了序幕。1860年又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烧掉了中国的圆明园。但是两次鸦片战争,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英法联军都没有把中国人打醒,中国人觉得没有什么,输了也就是割块地赔点钱的事儿。割了香港没人心疼,香港当时在英文里是叫“一块不长毛的石头”,也就是一个不毛之地。香港成为世界的一个自由港,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是在100年之后,原本交给英国人的只是一个荒凉、没有人烟的小岛。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50年,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特别是有科举功名、作为社会支柱的士大夫阶层,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需要改变什么。所以该考秀才的还是考秀才,考举人的照样考举人,该种地的还是种地。朝廷没有变,民间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被英国人打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因为英国人是我们所陌生的,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甚至他们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地理知识非常贫乏,不知道中国居然不是天下之中心。我们的概念就是天下概念,不是国家概念,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此前国人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天朝大国。

  但是,甲午战争不一样,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国,人口比我们少,文明比我们低。唐代的时候,日本派了大量遣唐使来学习我们的文化,他们竟然打败了我们,我们觉得非常丢脸。

  这个时候,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开始懵了,学生何以打败老师?一个这么小的邻邦,居然把我们强大的北洋舰队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实力比日本海军还要强一点,但是我们战败了。我们败的不是军事,我们败的是政治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要落后。我们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人家是君主加立宪,已经是一个现代政治制度,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的古代政治制度。包括康有为、孙中山在内,很多中国读书人开始反省,要改变中国就要从制度的变革开始。中国的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就是学人家,你造枪我也造枪,你造船我也造船。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人家的制度,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后面的晚清新政。

  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鼓动公车上书开始的。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也是在那个时候。袁练的新式陆军请的教练有很多德国人,完全是模仿西方样式建立的一支新式军队。最初招募的7000士兵就是后来北洋军的基础,这支军队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基础,袁的崛起就是他手里掌握了中国最新式的军队。

  也就是同一年,刚刚考中状元的一个读书人张謇,没有做官,而是回到了故乡江苏南通,因为正好他的父亲生病死了,按照清朝的规矩要在家守制三年。第二年,张之洞看中张謇,要他办一个新式纺织企业,“状元办厂”,这在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然后影响社会,影响政治。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1894年他是一个医生,可是他的兴趣不是治病救人,他想医国。他的第一个举动不是去革命,而是要改良。他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送到天津,但李鸿章正忙于跟日本人打仗,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孙文。他失望的南下,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万言书都递不上去,那只有革命。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口号里面已经有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词,这是一个新的东西,直接导致后来民国的出现。

  三派共识——有限革命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结束呢?让清廷退位,我们就结束。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年~1895年出场,无论是张謇、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袁世凯、孙中山。我说“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个源头,起源于甲午战争之后的民族危亡的刺激。但是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是组织军队;一个是闹革命;一个是倡导改革、实业救国。但是他们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

  也许今天我们很难理解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的实力派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命名他们的话,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他很功利,很投机,他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要推动中国改革,希望走一条渐进变革的道路,他们所选择的路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之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而社会的基本共识就是要找到最大公约数。如果没有共识,什么事都干不成,最后只能彼此火拼,有你无我。

  从秦始皇之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中国的历史向来只有一条逻辑,就是暴力的逻辑。无论土匪,黑社会,还是王朝更迭,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按照这样的逻辑,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和主张用暴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之间一定找不到共同点。主张渐进变革,稳健推动中国转型的立宪派张謇和革命派孙中山之间、手里拿枪的袁世凯之间也找不到共识。但是在帝国到民国这一轮转型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也曾经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幕,历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不是用暴力逻辑来决定。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有限革命这个词,在中国的辞典里面是没有的。我们今天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也不是说没有战争,没有暴力,它也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8年,也牺牲了不少人,但是他们的战争是有限的,他们的革命都是有限革命,有限革命就是它只有一个最低目标,没有一个最高目标。只有一个有限目标,没有一个无限目标。我们说革命,继续革命,不断的革命,那就是一个无限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底在哪儿。有限革命是有节制的,打到那一步就结束。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它非常清楚,打到英国王室同意美利坚民众独立,让他们独立建国,这一步就结束了;另外,这个革命是局限在哪一些层面,革命的目标诉求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比如说你的革命只是要完成政治制度的转换,还是要完成整个社会的大洗牌,把一些阶层从这个社会当中清洗出去,这就有很大的不同。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结束呢?让清廷退位,我们就结束。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这个目标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只是一个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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