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辛亥革命：民国是各派对话谈出来的-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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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局限”其实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有时甚至是好词。所有的人都有局限，包括孔子这样的圣人、华盛顿这样的伟人、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只有神没有局限，但人不是神，人都是有局限的，人所创造的一切也都是有局限的。不承认局限意味着自我夸大，自我膨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都会出现问题。那一代的人，无论是哪一派的人，最后能殊途同归，承认现实，坐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好的局限意识。他们意识到了人的局限性，意识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局限性，没有一家通吃，没有一家全赢的心态，愿意坐下来对话。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这在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无的。这样一种结果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一件事情产生了，就很可能成为一个传统，未来的人就可以效仿。因为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当中，最坏的结果，最坏的事情就是流血过多，死人过多。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资料图）

　　99年前，中国社会大变革最关键的一个结点与武昌有关。有的时候一个地方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命运。武昌首义确实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在此之前的中国是漫长的王朝专制时代。在此之后，开启了中国第一个共和时代，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放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共和国。共和国和帝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帝国是有皇帝的，一家一姓进行统治；共和是大家来统治，是众民来治理。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讲“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共和其实就是由民众自我管理。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轮共和政治的实践和尝试失败了，这个失败有很多原因。本来我们已顺利的从帝国进入到了民国，但是民国又成了实际上的军国。1927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党国，党在国上面。就这样，中国的发展从帝国到民国，军国之后又是党国。

　　三派同源——甲午之辱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50年，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

　　在百年前的那场大变革——帝国转向民国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可能影响中国走向的力量：第一种力量就是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种力量是我们一贯认为比较保守的，甚至有点反动的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第三种力量就是长期被忽略的，实际上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政治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同，他们之间好像很难有基本的共识，但实际上三派同源，都起源于同一个起点，就是改革或者说改良。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凯、立宪派的张謇、梁启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要改良、要改革。他们的起点在时间上都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震动比这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大，都要深远。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的近代史揭开了序幕。1860年又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烧掉了中国的圆明园。但是两次鸦片战争，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英法联军都没有把中国人打醒，中国人觉得没有什么，输了也就是割块地赔点钱的事儿。割了香港没人心疼，香港当时在英文里是叫“一块不长毛的石头”，也就是一个不毛之地。香港成为世界的一个自由港，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是在100年之后，原本交给英国人的只是一个荒凉、没有人烟的小岛。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50年，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特别是有科举功名、作为社会支柱的士大夫阶层，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需要改变什么。所以该考秀才的还是考秀才，考举人的照样考举人，该种地的还是种地。朝廷没有变，民间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被英国人打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因为英国人是我们所陌生的，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甚至他们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地理知识非常贫乏，不知道中国居然不是天下之中心。我们的概念就是天下概念，不是国家概念，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此前国人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天朝大国。

　　但是，甲午战争不一样，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国，人口比我们少，文明比我们低。唐代的时候，日本派了大量遣唐使来学习我们的文化，他们竟然打败了我们，我们觉得非常丢脸。

　　这个时候，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开始懵了，学生何以打败老师？一个这么小的邻邦，居然把我们强大的北洋舰队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实力比日本海军还要强一点，但是我们战败了。我们败的不是军事，我们败的是政治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要落后。我们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人家是君主加立宪，已经是一个现代政治制度，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的古代政治制度。包括康有为、孙中山在内，很多中国读书人开始反省，要改变中国就要从制度的变革开始。中国的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就是学人家，你造枪我也造枪，你造船我也造船。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人家的制度，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后面的晚清新政。

　　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鼓动公车上书开始的。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也是在那个时候。袁练的新式陆军请的教练有很多德国人，完全是模仿西方样式建立的一支新式军队。最初招募的7000士兵就是后来北洋军的基础，这支军队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基础，袁的崛起就是他手里掌握了中国最新式的军队。

　　也就是同一年，刚刚考中状元的一个读书人张謇，没有做官，而是回到了故乡江苏南通，因为正好他的父亲生病死了，按照清朝的规矩要在家守制三年。第二年，张之洞看中张謇，要他办一个新式纺织企业，“状元办厂”，这在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然后影响社会，影响政治。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1894年他是一个医生，可是他的兴趣不是治病救人，他想医国。他的第一个举动不是去革命，而是要改良。他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送到天津，但李鸿章正忙于跟日本人打仗，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孙文。他失望的南下，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万言书都递不上去，那只有革命。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口号里面已经有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词，这是一个新的东西，直接导致后来民国的出现。

　　三派共识——有限革命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结束呢？让清廷退位，我们就结束。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年~1895年出场，无论是张謇、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袁世凯、孙中山。我说“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个源头，起源于甲午战争之后的民族危亡的刺激。但是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是组织军队；一个是闹革命；一个是倡导改革、实业救国。但是他们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

　　也许今天我们很难理解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的实力派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命名他们的话，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他很功利，很投机，他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要推动中国改革，希望走一条渐进变革的道路，他们所选择的路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之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而社会的基本共识就是要找到最大公约数。如果没有共识，什么事都干不成，最后只能彼此火拼，有你无我。

　　从秦始皇之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中国的历史向来只有一条逻辑，就是暴力的逻辑。无论土匪，黑社会，还是王朝更迭，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按照这样的逻辑，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和主张用暴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之间一定找不到共同点。主张渐进变革，稳健推动中国转型的立宪派张謇和革命派孙中山之间、手里拿枪的袁世凯之间也找不到共识。但是在帝国到民国这一轮转型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也曾经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幕，历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不是用暴力逻辑来决定。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有限革命这个词，在中国的辞典里面是没有的。我们今天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也不是说没有战争，没有暴力，它也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8年，也牺牲了不少人，但是他们的战争是有限的，他们的革命都是有限革命，有限革命就是它只有一个最低目标，没有一个最高目标。只有一个有限目标，没有一个无限目标。我们说革命，继续革命，不断的革命，那就是一个无限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底在哪儿。有限革命是有节制的，打到那一步就结束。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它非常清楚，打到英国王室同意美利坚民众独立，让他们独立建国，这一步就结束了；另外，这个革命是局限在哪一些层面，革命的目标诉求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比如说你的革命只是要完成政治制度的转换，还是要完成整个社会的大洗牌，把一些阶层从这个社会当中清洗出去，这就有很大的不同。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结束呢？让清廷退位，我们就结束。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这个目标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只是一个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