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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教育,城乡差别并不明显。乡村教育的落后是从清末开始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但废科举也是造成乡村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科举制是在仓促之间被废止的

  鸦片战争后,传统教育的弱点充分暴露,引进西学成为当务之急。至甲午惨败,天下愕然,群起而寻其因,遂集矢于八股和科举。康有为称:“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载《戊戌奏稿》)于是清廷先废八股,再停科举,以新学堂代之。显然,把战败之因归于八股和科举,并未抓住问题的要害,落后就要挨打才是定律。在头脑发热情况下做出的废八股和科举的决定,必然是仓促的,这主要表现在,清政府对废科举必须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是废了科举,教育怎么办?科举是选官制度,本与教育无关,但由于封建政府要培养忠于朝廷之士,需要以封建理论去规范他们的思想行为,从学习上引导他们,因此,科举创立不久,便与教育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由此也埋下了隐患。明清时,科举完全左右了教育,把教育内容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众多读书人钻进了死胡同,脱离了社会与民生。依附于科举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改革是势所必然。但是,改革不应是简单的废除,而首先要搞清科举和教育各自的功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科举的功能本是保证公平取士,教育的功能是为社会培养各方面的人才。科举不应左右教育,教育也不能只为选官服务。只有让科举回到原本的、单一的选官功能,才是明智的选择。因此,教育与科举分途,才是新式教育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然而,清政府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反而想以新学堂代替科举,对学堂毕业生授予出身,一如科举之模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的发展。御史陈曾佑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指出新学堂之不能发展,乃“学堂、仕进混一之弊”。他认为,学堂只授文凭,虽多至数千人不觉其滥,如尽授以官,则难以为继,“国家最利之事,在人人皆知求学;国家最不利之事,在人人皆思做官。”(《光绪政要》卷三十一)以发展新学堂来普及教育是进步的,让新学堂重新承担科举选官的功能则是行不通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其所推行的政策自然难见其效。

  二是废了科举,如何善后?废科举是举国之大事,理应做好充分的善后准备工作。由于仓猝定制,容不得清政府过多地考虑善后问题。面对府州县学的停办,面对数百万科举制留下的举人、生员、童生,清政府既没能解决他们的认识问题,也没有妥善安排他们的出路。而在推广新学堂时,也看不到有效的舆论宣传、组织保证、财政支持、师资培训,全凭各地方长官的认知程度各行其是。正是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有效的善后措施,造成废科举后一段时间内社会思想的混乱,国人普遍缺乏对新学堂的认同。

  二、废科举后面临的新问题

  由于思想准备不足,措施不力,因此废科举后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严重影响了新学堂的发展,更使乡村教育受到严重冲击而陷于困境。

  一是旧的教育体系解体后,造成乡村教育的断层。科举时代,乡村普遍设有社学、义学和私塾,与正规的府州县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对乡村的文化教育普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废科举后,旧的教育体系一下子解体了,而新的教育体系一时又无法构建。最初的学堂都设在州县以上的城市,乡村子弟面临无学可上的局面。旧的教育体系中,启蒙教育在乡村占了极大比重,而一旦没有了启蒙教育,乡村子弟就很难考进城里的学堂。实际上,废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乡村教育的真空。而这种文化教育的中断,哪怕只有十几年,便是耽误了一代人。

  二是传统观念尚未转变,乡村教育难以为继。科举时代的读书观是“读书做官”。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一类的宣传,渗透到乡里民间,妇孺皆受其染;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现实,更为世人树立了读书做官的样板。其影响可谓根深蒂固。科举可以立废,观念不可能一下子转变。废科举后,许多乡村人士对新学堂嗤之以鼻,纵有学堂毕业者,乡党亦不以为荣。许多人看不到读书做官的效果,又缺乏对新学堂的正确认识,因而产生了“学而无益”的想法。在传统观念尚未转变,而新学堂又未能触及的乡村,传统的启蒙教育难以为继。

  三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乡村教育举步维艰。新学堂与旧式学校不同,它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而在晚清,中央及地方的教育经费明显不足,动员民间集资又收效甚微。因此,各地兴办学堂都受到经费的困扰,以至一县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学堂,一乡十里、数十里之中,求一旧有之蒙学馆而不得。此外,高额的学费也让众多人等,特别是乡村子弟望而却步。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限制了新学堂的发展,乡村教育更是举步维艰。

  四是师资严重匮乏,乡村教育明显滞后。在传统教育体系解体之后,原有的教师大多不能承担新学堂的教学任务。因此,新学堂面临的又一个困难是师资匮乏。当时办在城市的学堂,有的由于聘不到足够的教师而缩小办学规模,有的只能使用仅受过短期培训的速成教师,还有的“其教授法视家塾无甚差异”。城市学堂尚且如此,又怎能顾及乡村教育呢?

  三、废科举后乡村教育的状况

  废科举、兴学堂,并没有达到清政府的预期目标,反而导致了另一种状况:一边是乡村教育明显落后,与科举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边是新学堂培养了一批清王朝的掘墓人,这恐怕是清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乡村教育的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子弟没有得到受教育的均等机会。科举时代,除宗室、贵族外,城乡子弟均有受教育的机会,当时府州县学的学生大多来自乡村。废科举后,乡村子弟大多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当时即有人指出了这一问题:“科举之弊,近人详言之矣,而其中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入之,微寒不与。”(《举人李蔚然请变通整顿学务呈》,见《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85页)直到民国初年,这一问题仍很突出,故有人呼吁:学校需要大大增设,“叫一般青年都能得到教育的均等机会”。二是乡村读书人数明显减少。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数字是相当可观的,在乡村“家弦户诵”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以至“深山密箐间,弦诵之声,不绝于耳”。而废科举之后,“乡间读书之声有减无增”,读书人数明显减少,失学人数大大增加。

  总之,清末仓促废除科举对乡村教育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是造成近代乡村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一历史现象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都不免带来社会阵痛和负面影响,当政者的责任,应该在果断推行改革时,更慎重、周密地考虑可能出现的问题,防患于未然,尽量把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第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城乡发展是不平衡的,而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城乡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在今天强调缩小城乡差距、均衡发展时,这一历史教训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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