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善技术设备、创新经营理念的同时，史量才还不拘一格、不惜重金，网罗人才为《申报》服务，如聘请进步作家黎烈文任副刊《自由谈》主编，刊登茅盾、巴金、郁达夫、鲁迅等著名左翼作家的文章。仅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就发表了鲁迅140多篇战斗性很强的杂文，使《自由谈》一度成为反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刘海粟因“模特事件”落难巴黎时，也被史量才聘为《自由谈》特约通讯员，每月酬金百元，这是当时《申报》的最高稿酬。在得知陶行知从日本回国后，为了将科学知识普及到劳苦大众中去，史量才不仅资助他十万大洋，聘其为顾问，而且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共商《申报》改革大计。人才济济的《申报》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史量才的锐意改革、苦心经营下，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申报》的发行量急剧上升。与此同时，还连续出版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和《中国分省地图》等书刊，读者面不断扩大，报社资金积累亦成倍上升。1912年史量才等以12万元购得《申报》，到1938年，《申报》仅有形资产就达150万元，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拥有读者最多的报纸之一。

　　以《申报》为基础，史量才不断拓展业务范围。1921年与南洋侨商合办中南银行；后又集股创办民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1927年经办《时事新报》，之后购得其全部产权；1929年从美商福开森手中收买《新闻报》大部分股权，一跃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新闻界最大的报业集团，史量才本人也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界企业家。

史量才像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

　　史量才抱着“新闻救国”的理想，以办好《申报》为终生事业。他常说，“新闻家，国医也，……一日不死，则国医之重任一日不容息其肩。吾知报界中不乏年富力强饱学深思之士，当此国病垂危，必能併力同心诊察其症结所在，处方下处，起死回生，挽救浩劫于万一”，以此来呼吁作为舆论先锋的新闻界同仁在国运倾危之际戮力同心，寻找国势衰微之病因，共同担负起时代使命和民族重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痛感国土沦丧，生灵涂炭，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在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士的频繁接触中，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思想日趋激进，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转折。他曾告诫报社同仁：“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坚决主张捍卫新闻独立与新闻自由。

　　《申报》在史量才的主持下，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后，宋庆龄撰写《宋庆龄之宣言》予以严厉谴责和抗议，但没有报社敢于公开发表，史量才得知此事后，当即决定全文见诸《申报》。他还支持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冲破新闻封锁，顶住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在《申报》上发表民权保障同盟的宣言和各方函电，对其活动进行全方位跟踪报道，使民权保障同盟正义的呼声传遍国内外，扩大了同盟的社会影响。《申报》不仅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退让，而且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成为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民主的阵地。《申报》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令国民党当局感到莫大的恐慌，蒋介石设立新闻检查所，给各报派员督导，唯史量才坚拒不纳，否则《申报》宁可停刊，以维护其“独立之新闻乃世界幸福之所赖”的办报理念。为控制上海舆论阵地，蒋介石政府试图拉拢史量才，给他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荣名高位，但他坚持正义不为所动。由于言论自由进步，1932年7月至8月，《申报》曾被蒋介石手令禁止邮递达35天之久。之后，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威逼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万军队”，史量才回敬说：“我手下也有100万读者，我们也不敢得罪。”

　　腐蚀拉拢、威逼利诱均告无效后，1934年11月13日，蒋介石指使戴笠派遣军统特务将其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