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代经济学人：最早发现计划经济制度弊端-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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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

第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

第一代经济学家于光远

　　蒋一苇（中立者）与工经所同事合影。左一刘春勤，左二沈鸿生，右一周绍朋，右二周叔莲。周绍朋提供

　　第1代

　　【代表人物：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马洪、蒋一苇、杜润生等】

　　按照柳红的理解，投身80年代经济改革浪潮的中国第一代经济学人，几乎都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却又最早发觉这个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所以仍然是这些人，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尽管那时，结局尚遥不可知。

　　三个人未能写出一本书

　　1955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找到了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三人，要求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写出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三位学者加上许涤新，被称为经济学界的“四大名旦”。谁会想到，陆定一交派的，竟是一项耗尽三位学者毕生心力的艰难任务。

　　三人领命回去，各自组建写作班子，埋头钻研。然而风云变幻，在“文革”中，孙冶方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8年关进秦城监狱。这位16岁入党、17岁留学莫斯科的老共产党员，在狱中依然想着他要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一遍遍打着腹稿。一共21章183节，孙冶方都想好了，只是他没有纸和笔，惟恐自己忘掉。

　　薛暮桥是从国家统计局局长兼计委副主任的位子上被打进牛棚的，他老老实实把《毛选》读了四遍，写了本《毛泽东主席论社会主义经济》。之后，他想再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却越写越没思路。这方面，于光远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他领导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写作组，按照《资本论》的思路，只花了一个月，就写完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社会主义部分，到于光远在“文革”中被打倒，也一直没写出来。

　　这是80年代的史前史。1978年，阴霾散去之后，我们所要讲述的故事才真正开场。

　　孙冶方在狱中打了85遍腹稿，出狱之后立刻开始拼命工作，无奈肝癌袭来，1979年，他病倒了。孙冶方曾是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所里的学者们首先想到，要赶紧抢救孙冶方的腹稿，由吴敬琏、张卓元等七人组成的写作小组，从1980年1月开始进驻医院工作。孙冶方躺在病床上口授，七人小组负责记录。按照孙冶方的设想，似乎可以写出一部逻辑严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越写越觉得，传统理论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在吴敬琏的回忆中，孙冶方已经意识到了矛盾所在，可他在苏联接受的经济学训练根深蒂固，“他固执地认为，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是可以用计划协调的。”孙冶方曾说，在民主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思如泉涌，甚至可以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却下笔艰难，有时一篇文章几个月都写不出来。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抱憾离世。

　　薛暮桥是孙冶方的堂兄，在1979年4月，两人曾在无锡的同一家宾馆里，各带一班人马写书，不过这时的薛暮桥，已经放弃了写教科书的任务，他在目睹的一系列现实经济问题前果断转向，写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年12月出版，两个月内300万册一抢而空。

　　那年在浙江，薛暮桥看到回城待业青年到省政府大院请愿，要求就业。当时全国待业人员有2000多万，回城知青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21个省有青年集会游行，甚至绝食请愿，惊动中南海。1979年7月，薛暮桥在中央党校做报告说：“有必要坦率地讨论，我国现有所有制结构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地束缚生产力发展？在目前，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

　　于光远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我们取得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于写出一部有高度科学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说是很不够的。”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洋洋七卷，一面执着于政治经济学探索，一面论述所有制问题，呼唤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今年，于光远已经95岁，是经济学界“四大名旦”唯一的健在者。

　　1983年，薛暮桥又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修订稿，他登门请30年前布置任务的陆定一作序。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站在新的历史门口，继续兑现当年的千金一诺。

　　工经所群星与农村改革先锋

　　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2号院里，有三座红色砖楼，其中2号楼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经济研究所的办公地。集合了马洪、蒋一苇、孙尚清、周叔莲、吴家骏等国内一流经济学家的“工经所”，就在这里绽放光彩。值得提到一笔的是，日后走上国务院总理岗位的朱镕基，就在1978年调入工经所。

　　工经所是“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简称，首任所长马洪，1950年30岁时就担任中央东北局副秘书长，1961年他参与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行内人所言《工业七十条》。邓小平曾对薄一波回忆，毛泽东直到临终，枕边都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马洪本名牛黄，马洪这个名字还是18岁到延安时，陈云让他改的。在工经所，孙尚清是马洪的多年搭档，他俩的组合被称为“牛黄上清丸”，这个玩笑名号流传甚广。

　　一段时间内，马洪除了担任工经所所长，还同时是社科院院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横跨政学两界，得以调动许多资源。在所里，年轻人叫他“好老头儿”，因为马洪性情宽容。后来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的丁宁宁，曾经在一次讨论会上当众起身，指着马洪说：“你们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马洪淡淡说句：“说话要有根据。”若无其事，继续主持会议。

　　马洪最大的优点是慧眼识才。当年马洪对于光远说起，需要办刊物作为改革的阵地，于光远说：“有个人才，不知你敢不敢用。”这人便是蒋一苇，确为办刊专家，1949年就在三联书店主编《科学技术通讯》，1959年担任刚成立的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9年被划成“漏网右派”。马洪把蒋一苇调进工经所任副所长，筹办《经济管理》杂志。蒋一苇用了两个月创刊成功，这本专门探讨经济管理问题的月刊，发行量很快达到20万份。

　　工经所群星就介绍到这里，我们再把目光投向80年代的农村。

　　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中，95岁的杜润生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尊敬。1979年杜润生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1983年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突破“包产到户”的岁月里，杜润生巧妙地在妥协中前进，比如他成功地让中央文件上出现了这样的选择题：“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结果文件发下去，农民们只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纷纷兴高采烈地选择包产到户。

　　杜润生常去农村考察，奔走于田间地头，跟着他跑的年轻人有王岐山、周其仁、王小强等，都是后来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最早创建者。王小强第一次见到杜润生时，杜老劈头就说：“你的文章批判得淋漓尽致，站在岸上指手画脚，你想过没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王小强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而在另外一个故事里，杜润生又很聪明地利用了年轻人的闯劲。曾在农研室工作的张木生说，80年代有一次他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同去的几个青年，用数字模型证明，中央只要用保护价收购1280亿斤粮食，剩下的粮食可以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青年人还这么保守，中央留1000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个青年就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得来的，不是拍脑袋！”领导马上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从中南海出来，张木生以为杜润生会批评年轻人张狂，没想到杜老嘿嘿直乐：“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