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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

第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

第一代经济学家于光远

  蒋一苇(中立者)与工经所同事合影。左一刘春勤,左二沈鸿生,右一周绍朋,右二周叔莲。周绍朋提供

  第1代

  【代表人物: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马洪、蒋一苇、杜润生 等】

  按照柳红的理解,投身80年代经济改革浪潮的中国第一代经济学人,几乎都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却又最早发觉这个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所以仍然是这些人,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尽管那时,结局尚遥不可知。

  三个人未能写出一本书

  1955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找到了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三人,要求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写出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三位学者加上许涤新,被称为经济学界的“四大名旦”。谁会想到,陆定一交派的,竟是一项耗尽三位学者毕生心力的艰难任务。

  三人领命回去,各自组建写作班子,埋头钻研。然而风云变幻,在“文革”中,孙冶方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8年关进秦城监狱。这位16岁入党、17岁留学莫斯科的老共产党员,在狱中依然想着他要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一遍遍打着腹稿。一共21章183节,孙冶方都想好了,只是他没有纸和笔,惟恐自己忘掉。

  薛暮桥是从国家统计局局长兼计委副主任的位子上被打进牛棚的,他老老实实把《毛选》读了四遍,写了本《毛泽东主席论社会主义经济》。之后,他想再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却越写越没思路。这方面,于光远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他领导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写作组,按照《资本论》的思路,只花了一个月,就写完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社会主义部分,到于光远在“文革”中被打倒,也一直没写出来。

  这是80年代的史前史。1978年,阴霾散去之后,我们所要讲述的故事才真正开场。

  孙冶方在狱中打了85遍腹稿,出狱之后立刻开始拼命工作,无奈肝癌袭来,1979年,他病倒了。孙冶方曾是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所里的学者们首先想到,要赶紧抢救孙冶方的腹稿,由吴敬琏、张卓元等七人组成的写作小组,从1980年1月开始进驻医院工作。孙冶方躺在病床上口授,七人小组负责记录。按照孙冶方的设想,似乎可以写出一部逻辑严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越写越觉得,传统理论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在吴敬琏的回忆中,孙冶方已经意识到了矛盾所在,可他在苏联接受的经济学训练根深蒂固,“他固执地认为,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是可以用计划协调的。”孙冶方曾说,在民主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思如泉涌,甚至可以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却下笔艰难,有时一篇文章几个月都写不出来。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抱憾离世。

  薛暮桥是孙冶方的堂兄,在1979年4月,两人曾在无锡的同一家宾馆里,各带一班人马写书,不过这时的薛暮桥,已经放弃了写教科书的任务,他在目睹的一系列现实经济问题前果断转向,写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年12月出版,两个月内300万册一抢而空。

  那年在浙江,薛暮桥看到回城待业青年到省政府大院请愿,要求就业。当时全国待业人员有2000多万,回城知青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21个省有青年集会游行,甚至绝食请愿,惊动中南海。1979年7月,薛暮桥在中央党校做报告说:“有必要坦率地讨论,我国现有所有制结构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地束缚生产力发展?在目前,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

  于光远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我们取得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于写出一部有高度科学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说是很不够的。”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洋洋七卷,一面执着于政治经济学探索,一面论述所有制问题,呼唤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今年,于光远已经95岁,是经济学界“四大名旦”唯一的健在者。

  1983年,薛暮桥又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修订稿,他登门请30年前布置任务的陆定一作序。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站在新的历史门口,继续兑现当年的千金一诺。

  工经所群星与农村改革先锋

  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2号院里,有三座红色砖楼,其中2号楼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经济研究所的办公地。集合了马洪、蒋一苇、孙尚清、周叔莲、吴家骏等国内一流经济学家的“工经所”,就在这里绽放光彩。值得提到一笔的是,日后走上国务院总理岗位的朱镕基,就在1978年调入工经所。

  工经所是“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简称,首任所长马洪,1950年30岁时就担任中央东北局副秘书长,1961年他参与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行内人所言《工业七十条》。邓小平曾对薄一波回忆,毛泽东直到临终,枕边都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马洪本名牛黄,马洪这个名字还是18岁到延安时,陈云让他改的。在工经所,孙尚清是马洪的多年搭档,他俩的组合被称为“牛黄上清丸”,这个玩笑名号流传甚广。

  一段时间内,马洪除了担任工经所所长,还同时是社科院院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横跨政学两界,得以调动许多资源。在所里,年轻人叫他“好老头儿”,因为马洪性情宽容。后来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的丁宁宁,曾经在一次讨论会上当众起身,指着马洪说:“你们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马洪淡淡说句:“说话要有根据。”若无其事,继续主持会议。

  马洪最大的优点是慧眼识才。当年马洪对于光远说起,需要办刊物作为改革的阵地,于光远说:“有个人才,不知你敢不敢用。”这人便是蒋一苇,确为办刊专家,1949年就在三联书店主编《科学技术通讯》,1959年担任刚成立的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9年被划成“漏网右派”。马洪把蒋一苇调进工经所任副所长,筹办《经济管理》杂志。蒋一苇用了两个月创刊成功,这本专门探讨经济管理问题的月刊,发行量很快达到20万份。

  工经所群星就介绍到这里,我们再把目光投向80年代的农村。

  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中,95岁的杜润生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尊敬。1979年杜润生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1983年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突破“包产到户”的岁月里,杜润生巧妙地在妥协中前进,比如他成功地让中央文件上出现了这样的选择题:“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结果文件发下去,农民们只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纷纷兴高采烈地选择包产到户。

  杜润生常去农村考察,奔走于田间地头,跟着他跑的年轻人有王岐山、周其仁、王小强等,都是后来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最早创建者。王小强第一次见到杜润生时,杜老劈头就说:“你的文章批判得淋漓尽致,站在岸上指手画脚,你想过没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王小强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而在另外一个故事里,杜润生又很聪明地利用了年轻人的闯劲。曾在农研室工作的张木生说,80年代有一次他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同去的几个青年,用数字模型证明,中央只要用保护价收购1280亿斤粮食,剩下的粮食可以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青年人还这么保守,中央留1000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个青年就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得来的,不是拍脑袋!”领导马上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从中南海出来,张木生以为杜润生会批评年轻人张狂,没想到杜老嘿嘿直乐:“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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