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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习仲勋与儿子习近平、习远平

  习仲勋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主政广东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时间虽然不长,却正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可以说大事、难事、突发事件不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是对高级领导干部能否称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种考验。最近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披露了一些习仲勋同志处理突发事件的案例。在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他带领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特殊政策,允许试办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

  ●"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1978年-1979年,全国上下一派经济复苏,出现了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而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他下车伊始,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情。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可以说,这次考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这种触动对于他后来把握大局、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珠三角地区反偷渡工作会议上,一些部队同志认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一致,有对立思想;而地方同志则认为外逃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认识的分歧必然影响到行动的统一。在讨论中,习仲勋认为:"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习仲勋的讲话紧紧扣住中央意见的精神,旗帜鲜明又平和讲理,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容易接受。会议很好地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正是因为习仲勋对下深入调查研究,情况摸得清,看得准;对上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意见精神,才做到了在纷繁复杂的情况面前有主心骨,有清醒的认识。

  重大突发性事件往往新发问题多,临时变化快,光有正确的应对方向和方针还不够,需要领导干部在执行组织决定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有效的具体措施,保证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同时,在执行操作中,要不怕繁难,深入一线,随时掌握新情况、新动向,保证应对及时得当。习仲勋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11月份,全省下降到只有近百人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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