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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旧址。

魏特琳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的难民

  1937年12月13日,一个人类史上黑色的日子,日本侵略军攻陷了南京,开始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开始了野蛮的杀戮、抢掠,女性在这期间遭受了骇人听闻的性暴力,蒙受了巨大的战争苦难,这些已经永远地铭刻在历史上了。

  但人们是否知道:在1937年的血色冬天,南京女性的真实感受?她们是否就像等待宰割的羔羊?在无情的战争机器碾来之时,有没有哪怕是最微弱的抗争?值得庆幸的是,在留下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性文字记录中,有两位了不起的女性--美国的魏特琳教授和中国的程瑞芳--用日记记录下在女性曾经面对的最野蛮暴力侵害,以及她们对生命的感悟,她们的战争观和民族观,也记下在这一期间聚集于金女大难民所的女性们曾经如何互救于自救。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明妮.魏特琳的日记凝重得令人窒息。魏特琳,金陵女子大学教务长,中文名字叫华群,人们习惯叫她“华小姐”。

  在日军逼近南京的危险日子里,美国大使馆曾多次要求美国的侨民撤出南京这个危如累卵的城市。甚至在南京沦陷前夜、即将关闭南京城门的12月9日,美国大使馆剩余外交官都将撤退到美国“帕奈号”军舰上,准备留守金女大校园的华群仍坚持不离开金女大(美国大使馆于无奈之余给魏特琳等人留下了一旦准备撤离时可以用来翻越城墙的绳索)。她说:“当人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离开,在我看来这是丢掉一次需要我们服务的绝佳机会。当然,我们应该自己承担留下的风险。”一方面,她难以割舍服务了18年的金陵女子大学:“就像在危险中,男人们不应该弃船而去,女人们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除了要守护自己的校园,她还准备负起另一个更重要的使命。早在1937年11月17日,魏特琳就致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建议在南京城内设立一个“安全区”,以收容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她在信中说:“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大学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显然,她早已将救助难民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四次拒绝美国大使馆要求撤离南京的要求后,她甚至庆幸美国大使馆没有和英国大使馆一样,强行要求所有的妇女撤离,虽然是女性,她不希望政府将自己视为需要保护的弱者。她的日记中记下一个富有深意的细节--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的好朋友程夫人让人为我做了一件中国服装,今天我穿了……”华群说,也许在某个时候她可能需要它,她要做好准备。在最关键的时刻,她愿与中国人患难与共。

  1937年11月22日,10多位国际友人自发地组织起“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西门子洋行商人拉贝被推为主席,接着这些国际友人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魏特琳是国际红十字会会员。她和金女大其他留守的教职员工在金女大设立了“妇孺收容所”。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开展了义薄云天的救助妇孺大行动,被南京市民尊为“万家生佛”。

  程瑞芳是金陵女子大学的舍监,在金陵女子大学开始千里流亡办学的西行之路时,魏特琳、程瑞芳和另一个金女大男性职员陈斐然共同组成金女大紧急委员会,组成了由校工组成的治安小组和邻里学校教师薛小姐和学生的难民服务队,金女大从12月8日起就开始接受难民了。在救助难民的日日夜夜中,程瑞芳不仅是魏特琳的得力助手,而且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日军的暴行和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以及金女大难民收容所的主要活动。一向没有记日记习惯的程瑞芳忍不住将满腔悲愤用日记逐日记下,永志铭记。这样做,是有相当风险的,如她在12月24日日记中所述:“我写的日记每次要收起来,因怕有日兵来抄,华(小姐)也是。”魏特琳则一般每隔20多天,就将写好的日记邮寄给金陵女子大学在美国纽约校董会的校友。程瑞芳日记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部由中国人、且为女性,以日记体录下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暴行的文字材料,(其余多为追记、回忆)因此足弥珍贵。1946年4月8日,71岁的程瑞芳亲赴日本,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用自己在金陵女大安全区的亲历亲见,控诉日军在中国南京所犯下的种种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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