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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军时向上甘岭英雄阵地“告别”。

  10月25日,是志愿军抗美援朝入朝参战60周年,一项持续10年的工作也即将走向终点.

  那些长久沉睡的名字,代表一个个年轻的灵魂。他们被从各地尘封已久的档案室里找出,录入电脑,然后整齐地排列在装订好的A4打印纸上,上面盖着各地民政部门鲜红的印章。

  10月8日,詹琪坐火车到了成都。这是10年来他第三次去四川。三次四川之行,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寻找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18万烈士的名单。

  詹琪是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研究部主任,今年60岁,专项负责抗美援朝烈士名单整理。他从2001年开始做这一工作,至今已经持续了10年。

  两天的时间里,詹琪看着四川省民政厅的同志拟出新的文件——《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核对四川省抗美援朝烈士名单的通知》,深感欣慰。志愿军烈士最多的四川省,烈士名单的核对工作相对繁重。

  此前在8、9月,安徽、河南、山东、内蒙古、山西和湖北的民政部门,已专门派人到沈阳,送上核对过的各省份抗美援朝烈士的名单。

  这一调查最早在2006年有了结果,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公布了准确到“个位数”的抗美援朝烈士统计数字:18.3108万人。

  那些长久沉睡的名字,代表一个个年轻的灵魂。他们被从各地尘封已久的档案室里找出,录入电脑,然后整齐地排列在装订好的A4打印纸上,上面盖着各地民政部门鲜红的印章。

  他们绝大多数是志愿军人,也有小部分民工、医护人员、交通运输人员、战地记者和文化工作者等;他们大多为战死,也有部分因为冻伤、患病等原因而死。他们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死时尚不满30岁。

  从今年开始,詹琪和同事们开始了对烈士名单、资料的最后核对工作。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完成对18万烈士资料的核对工作,最终的数字会有增减,但不会有大的波动。

  这场持续10年的努力,正在一步步走向终点,尽管它距离战争结束,已有57年。

  “都60年了,交代不过去”

  57年前的这场惨烈的战争已经淡出社会的记忆,但18万阵亡烈士的家属,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亲人的努力。

  10月19日下午2时,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内很空旷,稀稀落落的参观者只有二三十人。一位东北口音的女士一边对照着志愿军番号名录,一边给家人打电话,询问当初老人入朝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在50军。“到纪念馆查烈士名录的人,年年都有。”副馆长尹继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在每年有二三十人,而往年多的时候有五六十。如果算上电话问询的,人数就更多。纪念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差不多天天都能接到这种电话。

  沈阳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埋葬了123位志愿军烈士。到这里寻找烈士名单的人,每年也不少。“18万多的烈士,每个烈士后面都有亲戚、朋友,这个群体得多大?”一位陵园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可自朝鲜战争停战至今,从纪念馆到国家有关部门,一直也没有一份完整的抗美援朝烈士统计名单。

  其实,就为这场战争建立纪念馆而言,中国人不比美国人晚。199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40周年,也是中国和韩国建交一年后,抗美援朝纪念馆在丹东扩建开馆。而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墙建成时已经是1995年。不过,纪念墙建成时,美国官方将阵亡者的统计数字刻到墙上,共计54246人。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多,作战地域广,战场情况十分复杂,大量阵亡的志愿军战士就地安葬,难以及时统计烈士数量与姓名,也有不少烈士因受伤后转运至医院甚至国内的途中死亡。

  几十年来,这场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数量和姓名,都分散在军队和各地民政部门手中,缺乏完整的调查统计。仅对于烈士的数字,便有多种统计口径。诸多的学术论著、媒体报道、陈列展览,都模糊或回避了志愿军牺牲人数,数字仅仅精确到“万”。“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经历过一些运动,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期间,关于抗美援朝的史料收集和宣传等受过很大冲击,迟迟没有走入正轨。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也没有专门的部门来做这个统计。”尹继波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所在的丹东纪念馆,也在中国国内时局变化中经历了几起几落。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纪念馆工作都没有开展,甚至连正常展览都没有,更无暇去做烈士统计。直到1993年纪念馆各项工作都正常起步以后,才开始着手做这件事。“都60年了,交代不过去。”詹琪感慨说。“可以办,但你们得找民政部”

  为征集名录,纪念馆早在1999年5月便已进行尝试。这年是抗美援朝出兵50周年的前一年,纪念馆向全国各市(县)民政局发信,提出决定在馆区建立碑林,刊刻烈士名单,希望各地能把部队以及支前的工人、农民、学生、医生、司机等英烈名单,寄到纪念馆,如果是团级以上的干部有照片的,也一同寄来。

  结果响应寥寥,只有三十多个单位回了函。

  2000年,当时的纪念馆馆长找到詹琪,要他专门负责这一工作。最初馆长答应老詹的条件是,征集到名单就报销差旅费,征集不到,则个人承担。按老詹理解,只有把全国的志愿军烈士名录都拿到手,才算说得过去。最初他很乐观,各地烈士名单的材料都由民政部门掌握,把事情和他们说明白了,一定会得到支持。

  利用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的名义,他给县级以上的民政部门发函,“一发就是两千多封”。

  结果,“2000年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大会之后,也才收到138封。”詹琪回忆。他寻思着,纪念馆是文化系统,但不取得民政部门的支持,就完成不了这工作。

  2001年3月,他找到丹东民政局优抚科长张铁志:“抗美援朝胜利都快50周年了,作为纪念馆,我们有义务做好烈士名单的收集工作,所以向您求助。”张铁志答应出公函,出介绍信。

  之后,纪念馆再次向全国各市(县)民政局发函,称计划于2003年7月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之际,出版《抗美援朝烈士名录》。信函上都加盖了丹东市民政局的图章。

  但丹东市民政局的介绍信,詹琪感到出了省就不管用了。老詹找到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得到了他的支持。2001年10月,信函上除了丹东市民政局和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章外,又加上了辽宁省民政厅的章。

  辽宁省民政厅对这项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不仅派了辽宁省革命烈士编撰办公室的主任协助詹琪跟进,而且成立了征集核对抗美援朝烈士名单办公室。

  2002年后,第一个响应的是志愿军烈士较多的山东省,之后,黑龙江、吉林、湖南、江苏也都及时为他们提供了烈士名录。

  但光发函,并没办法把全国的民政系统调动起来。民政部门也有难处——一般地级市民政部门,负责优抚工作的工作人员只有1个人。赶上赈灾、发放抚恤金等工作,会极其繁忙。老詹很理解。“事儿大家都支持,但毕竟人家有自己的工作。”

  此外,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在漫长的政治运动中遗失了档案,有的地方民政部门保存志愿军烈士的资料不完整,少得可怜。

  詹琪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地方民政部门需要“上级”指导。有地方民政部门领导对他面露难色:“这个事情很重要,应该协助你们;但我们也有困难,没有上一级批示挺困难。”有的省民政部门领导对詹琪表示,需要国家出面。“可以办,但这个事你们得找民政部。”

  老詹除发函外,同时在各地跑。2001年,他去了辽宁、河北、山东、黑龙江、吉林、山西等省。在河北,他从地级市开始,先去承德,办完事上火车睡觉,次日到秦皇岛,晚上睡火车,接着再去沧州。“白天办事,晚上睡火车上,住宿费都省下来了。”

  跑着跑着,老詹发现自己想简单了,“当时只报了10万元的预算”。2004年他第一次去报销时,实际费用已经有近20万元。最后在馆长帮助之下,费用都报掉了。

  2004年,老詹去了趟天津。和天津民政局的人吃饭时,对方答应帮忙引荐国家民政部的领导,这帮了老詹的大忙。詹琪在民政部见到了优抚安置局的几位领导。事儿有民政部领导的支持就好办多了,2004年成了大丰收的一年。

  名单在核对中增减

  2005年底,全国2788个县区抗美援朝烈士名单征集到位。2006年4月,清明节过后,纪念馆公布了最新的抗美援朝烈士数字———18.3108万人,比《解放军报》在2000年颁布的志愿军阵亡数字171687人,多1万多人。这一数字是到目前为止最权威的统计,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馆用的也是这一数字。

  18.3108万志愿军烈士,遍及全国各省份,最多的是当时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包括重庆市),烈士名单就有3万多人。按一页纸20人算,烈士名单将超过1500页。

  但这份汇总的烈士名单,也并非最终的烈士名录。一方面,烈士的资料信息尚有遗漏,烈士数字也有增减。另一方面,各地也经常有一些拿着烈士证明的家属,到丹东纪念馆来核查死去的亲人,在这份名单里却找不着名字。

  此外,大陆和台湾关系改善之后,一些当年的志愿军战俘从台湾回到大陆,发现他们已被民政部门列为烈士。

  从今年起,丹东纪念馆在民政部优抚安置局的支持下,和民政系统一起对烈士名单进行最终核对,同时对资料进行充实完善。

  丹东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说,“除了人数的确认之外,还要补充一些不足的信息,例如有的烈士没有牺牲时间、籍贯不完整等等,尽可能将这些信息补充完整。”按照纪念馆的想法,完整规范的名录应该包括烈士牺牲时的部队、职务、入伍时间、性别、姓名、籍贯、年龄,牺牲时间地点及主要事迹、埋葬地点、烈士证书编号、备注、政治面貌,等等。

  据詹琪介绍,获得这些资料,是一项艰苦的基础调查工作,除了找烈士名录,还得找上世纪50年代的档案,去各地史志馆、地方志办公室找资料,还得查抚恤名单。

  目前,烈士统计资料比较完整的,有江苏、湖南、上海、河北、天津、吉林等地。“这几天山西晋中又增补了一名烈士,呼和浩特补了四个烈士的资料,山东的临沂、聊城也有增补。”10月22日,詹琪对记者说。

  尹继波说,对于最终的烈士统计信息,丹东纪念馆和各地民政部门将信息准确核对后,双方达成一致,然后再盖上各地的章,作为馆藏。所有工作完成之后,确定最终的数字,上报给国家,再通过权威部门予以公布。

  丹东纪念馆在做这份名单统计的时候,并没有和解放军方面进行沟通。据尹继波了解,军方也在做类似的工作。但到目前为止,纪念馆并不掌握他们的研究成果。

  纪念馆一直希望在志愿军烈士完整的名单出来之后,能够出一本志愿军烈士名录,或者在纪念馆建纪念墙,把烈士的名字刻到墙上。但到目前为止,尹继波表示,以纪念馆的力量,尚没有能力实现这些设想。

  詹琪介绍,目前,还有六七个省份的部分市县尚未完成最终核对工作。他计划对这些省份进行拜访。明年春天,他想约上四川省民政部门,对3万多烈士的名单和资料进行最后核实。他希望在明年“五一”之前完成全部工作。

  到那时,在同一个战场上逝去的18万鲜活生命,经历了60年的分离之后,将重新聚集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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