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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军校女生队随之在政治旋涡中猝然提前毕业,女生们的归宿也在仓促之间就面临着新的选择。7月18日,恽代英在两湖书院主持毕业典礼,同女生队同时提前毕业的还有在分校学习的本校第五期学员。恽代英在临别赠言中说:“希望每一个同志,就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在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果”。女生队中许多人用行动实现了恩师的教导和自己的誓言。

赵一曼(来源:资料图)

  弃黛抛红,锤镰旗下,习铁马金戈。女儿叱咤,声撼三楚山河。霜矛雪刃冤铸,指夏逆,剿灭鼋鼍。功未竟,大江重锁,岁月蹉跎。

  饮兰餐菊,终非也!仰英雄姊妹,托体山阿。当年紫燕,而今尔又如何?但见夕照青山色,凭西湖红绿婆娑。千古事,白发欺人,何须把酒问嫦娥。

  这首《高阳台·重游西湖分院武汉军校旧址》系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员史明恕老人所作,这也是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发展历程的诗意写照。

  一直以来,黄埔军校中女性的存在几乎被人们淡忘在历史的角落里,鲜为人知。实际上,这里也曾培养过大批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

  女生队的诞生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为了适应革命需要,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式成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商量在即将成立的军校中办一个女生队,招收第一批女生,让他们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毕业后与男生一样担任军官”。招生启事公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原计划女生招收100名,由于女生报考人数过多,成绩又好,最后决定扩大女生录取人数”。经过初试、复试,共计录取女生195人,以湖南籍为最多,共61人。还有一部分未被录取的考生由临时开办的政治训练班南湖学兵团录取。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根据相关回忆分析判断,女生队实际入学183人。1927年3月底,南湖学兵团的30名女生编入军校女生队,人数扩大到213人。

  在军校里,女生和男生一样接受严格而正规的军事训练,一起参加西征夏斗寅的战斗。她们的坚毅、勇敢和对革命的热情,深得广大师生赞誉。男生们都亲切而又自豪地称她们为“我国的第一批女兵”。1927年7月,继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后,汪精卫在武汉也背叛革命。由于宁汉两股反革命势力合流,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8日,女生队提前毕业。

  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历史虽然是短暂的,但却造就了赵一曼、胡筠、游曦等一大批巾帼英雄,为中国革命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她的诞生书写了中国现代女兵史的第一页,这无论在军事史还是妇女史上都堪称一个变革。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正规的军事政治学校中接受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成长的革命女兵”,她们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女性的一个经典缩影,从这个视角可以透视当时妇女解放运动过程中的许多问题。

  围绕招收女兵引发的争论

  1925年,由黄埔军校共产党人主办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刊《中国军人》,在纪念“国际妇女节”15周年之际发表文章《军人与妇女》,首先提出了“女同志军”。文章讴歌了古今中外女子的从戎伟绩,并阐述了女子从军的可行性,呼吁女子武装起来投身革命洪流。

  1925年6月9日,法政大学毕业的金慧淑女士受女界党员推荐,赴粤考察期间两次上书蒋介石、廖仲恺,要求黄埔军校招收女生。

  金女士的愿望得到了共产党员李之龙、杨其纲、周逸群等人的大力声援。李之龙带金女士向俄国顾问尼罗夫夫人求援,此外,“傅维钰、杨其纲、黄鳌诸先生在壁报上发表了招集女同志军的提议。星期特刊发行征集女同志军专号为之间鼓吹”。但是,也有些顽固派站在封建立场上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想在军队中加入一些女子,以满足男子的性要求。这是万万不可能的”,而且讽刺说,“设不幸而我革命军中果然加入了一些女同志,则诚恐将来己和敌人接触时,他们都还在鸳鸯床上甜睡呢”。对此,《中国军人》杂志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发表了李之龙的《陆军军官学校招收女生问题》一文,文章写道:“用污辱男性或污辱女性的言辞来反对军校招收女生,是为我们所不齿的,若是在女子体格上说,或是在管理不便上说,那就很值得我们来讨论。”文章入情入理地论证了招收女生的可行性,回击了顽固派的肆意攻击,引起了军内外的强烈反响。争论也迅即扩大到整个广州的文化界、青年界和妇女界,各界纷纷撰文申明自己的观点,军校收到了大批来信和连篇累牍的战斗一文。激烈的争论纠正了一些人的偏见,最后曾持反对意见的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也表示:“只要那位女子身体强壮,真能吃得下,我也是同意的。”

  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女生队的诞生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共产党人的工作起到了催化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特别重视加强妇女的解放意识教育,共产党人立足青年成长率先作了思想动员,大量宣传工作唤醒了青年觉悟,个别培养也教育了许多青年,为后来的女生队做了思想准备和人才准备。实质上从《中国军人》提出这一命题开始,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招收女生问题上的努力就不曾间断。

  女生队队员的社会背景

  女生队队员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两湖和四川的人数较多”。最初录取的195名学员中,湖南籍最多为61人,其次是湖北籍,但人数不详。根据队员施祖谦回忆,仅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校师生就有30多人考取,可见湖北人数肯定在40人以上,再次是四川共28人,此外河南人也比较多,尤其集中在信阳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其他省份中能够准确查知人数的有浙江(上海考点)13人,江西10人,山西1人。当然从一些回忆录里也可以看出,北京、山东、奉天、直隶都有被录取者(比如四川的陈德芸回忆考第二名的就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在校生邓铭芳),但总的来说北方籍考生相对较少。

  武汉分校招生简章规定“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皆可投考”,而实际录取时对年龄适当放宽了要求,样本里的年龄区间为15至28岁,平均年龄为20.3岁,但是70%以上的队员的年龄仍然在要求范围之内。

  女生队队员来自农民、工人、军人、教师、医生、商人、地主家庭,大都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教育。她们的家庭状况不一,但来自农民家庭的仍然占多数。此外,与男生不同的是,女生队学员的家庭经济水平大多在中等以上,这就为当时她们能够受到正规教育提供了物质保证。

  入校之前,她们的经历也比较复杂,有学生、教师、校长、妇女组织负责人、有的甚至专职从事革命活动。其中,受过进步思想影响的在校学生比重较大,受到陈潭秋、董必武教育和影响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和以徐特立为校长的湖南古稻田师范的在校师生就有五六十人,接近总人数的30%。而且队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值得一提,同学中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姑嫂关系都有,此外在分校姑侄同学、夫妇同学、姐弟同学的也不乏其人,这充分证明革命对青年的吸引力。

  在婚姻方面,未婚者占多数,也有的已婚甚至有子。比如邱继文烈士去军校时刚结婚三天;胡筠烈士已有了孩子,为了革命则毅然决然地选择暂时抛开家庭和亲人;王亦侠则是抱着孩子去投考,录取之后她拒绝了天主教堂对其孩子的收养而把孩子寄养在一个洋车夫家中,因为她认为“母亲参加了革命军,却把孩子‘送给了上帝’”是一件她不能接受的荒谬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有逃婚和抗婚经历的队员特别多。

  女生队队员在政治面貌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员、无党无派的都有。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国民党员里又有左派和右派,有国家主义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而且还有大批学员在校期间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总之,女生队队员的政治面貌也是相当复杂的,这也正是大革命时期信仰纷杂的一个缩影和写照。

  女生队队员在入校动机上,有的是立志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如游曦、胡筠、赵一曼等,她们参军前已经有过很多革命的斗争经历;有的是为觅求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机会,寻找真理和光明,如谭乐华、施祖谦等;有的是为了逃脱封建家庭强加的命运,反对包办婚姻或不堪家庭虐待,如谢冰莹、胡毓秀等,而且持有这样初衷的人相当多。谢冰莹在她的《女兵自传》里说:“我相信,那时女同学去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想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和寻找自己的出路的”;还有的是想借此来充实和锻炼自己,如吕儒贞等;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人是出于好奇甚至是为了满足个人追赶潮流的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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