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对于衡阳会战最后的结局，卢庆贻老人坚持认为不是投降。“8月8日，战斗停止以后，全城没有挂一面白旗，这怎么能算是投降呢？”在他的记忆中，衡阳守军共有17000人，最后只剩下不到2000人，“这其中还包括医务人员、后勤人员等非战斗人员”，除了6000余伤兵外，其余人员均已阵亡。

卢庆贻老人回忆当年的豪迈气概。

　　衡阳保卫战16岁报务员的浴血47天

　　湖南湘潭县姜畲镇建中村有一块一眼望不到边的广阔稻田。这是被称为湘潭粮仓的主要产稻区。82岁的卢庆贻与大儿子一起，就住在这片稻田中间的一栋小屋里。

　　这原本不是他的祖传之宅。他的家是在姜畲镇上，来到建中村之前，他的全家均是镇上城镇户口。而在更早之前的1938年，他的家则在长沙市登隆街附近的平房里。其时，祖父在附近开设小店铺经商，母亲在家带养他。父亲则在更早的时候外出打工，一直没有回来。

　　曾全程见证衡阳会战惨烈经历，并一度成为日军俘虏的卢庆贻，是近年来在其儿子卢定安成为“抗日老兵志愿者”之后，才慢慢为媒体所熟悉。

　　即使放到现在，卢庆贻仍然是最年轻的抗日经历者。他的全部抗战经历，都是在18岁以前。

　　14岁的电报班学员

　　卢庆贻被分配至第十军军部通讯营无线电班，任少尉报务员。

　　1928年1月，卢庆贻在长沙登隆街出生。

　　由于父亲长期在外谋生，出生之后的卢庆贻和母亲，一直与祖父母住在一起，依靠祖父做小生意维持家计。当卢庆贻长到八岁的时候，母亲改嫁回到姜畲镇老家。卢庆贻便与祖父相依为命。

　　1938年11月13日，长沙文夕大火后，卢庆贻的家也在这场旷世大火中化为灰烬。无奈之下，祖孙一起回到姜畲镇生活，他入读当地的新群小学。

　　1940年，祖父去世。成为孤儿的卢庆贻勉强继续读了一年书，坚持到1941年。已经没有了生活来源的卢庆贻，在乡人的引导下，决定参军谋生。当时仅有14岁的他来到长沙，报考第十军驻长沙的无线电速成班。

　　“那个无线电速成班，主要是招收初中肄业的学生，但有一个条件很苛刻，那就是必须懂英语。”卢庆贻说，“我去报名的时候，连高小都没有毕业，又没有学过英语，但我有一个优势是别人没有的，所以他们就录取了我。”

　　卢庆贻说的这个优势，是他在离开学校来到长沙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多次去在航空司令部工作的姑父工作的地方玩耍，“我在他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当时，他那里有一个电台，有空姑父就带我去，跟着学了一些收发报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

　　卢庆贻的这一经历，主考官听说后非常高兴，当即就将他收录进培训班学习。他也由此成为培训班里年龄最小的学员。

　　时为1941年6月。

　　在今长沙荷花池兑泽中学旧址，卢庆贻度过了为期半年的紧张学习生活。除了学习报务知识外，14岁的卢庆贻还要参加一些军事训练，这种经历为他以后在衡阳会战及其后的死里逃生，帮上了大忙。

　　结束在长沙的速成班训练，卢庆贻被分配至第十军军部通讯营无线电班，任少尉报务员。

　　1942年冬天，卢庆贻随部队一起驻防衡山，后调到衡阳留守处，继续从事报务工作。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爆发，驻防衡山的部队驰援常德，由于卢庆贻是非战斗序列人员，没有随同部队前往常德，仍坚守在衡山的电台，与友军保持通讯联系。常德会战结束后，部队再次回到衡山整训，卢庆贻仍在这里的电台工作。

　　47天的历史记忆

　　卢庆贻在发出电报的三天后，从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读到了方先觉军长的“最后一电”。

　　1944年6月1日，驻防在衡阳外围的部队逐步调入衡阳城，参加衡阳保卫战。

　　“根据当时的部署，上头估计最多一两个星期就能结束战事，所以只备了两个星期的粮食和弹药，但没有想到，战斗一直打了47天。”66年后，已经年迈的卢庆贻老人，仍能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每一个日子。身体尚算硬朗的老人，坐在自己几十平方米的地坪中，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稻浪，向《法制周报》记者清晰地讲述着当年的一切。

　　“衡阳会战打响以后，刚开始，我们的电台还需要与在城外的友军取得联系，但到了后来，友军全部入城以后，我们就只需与设在芷江的空军基地和重庆方面联系了。”卢庆贻等人奉命进入衡阳后，担负着军部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工作。电台共有四个报务员，每6小时一个班，24小时轮流值班。

　　由于衡阳的电台功率较小，与重庆方面的联络并不顺畅，最后便只能通过芷江空军基地中转与重庆的联系，“我们要向重庆方面汇报，只能先将电报发到芷江，再由芷江转重庆；重庆方面过来的指示，也要通过芷江中转。”卢庆贻说，经芷江发往重庆的电报，每天定时四次，主要是汇报每天的战事、伤亡情况以及所需要的军备物资等等，但具体电报内容，发报员是无法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