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传教士汤若望冤案：验证日食获胜反被判凌迟-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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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之后，又做一次实验，由中国、回回和西洋三种历法来观测，同时预测日食时间。结果南怀仁等人根据西洋历法预测的日食时间和事实相符，他预测得很准，最为准确，要说是这件事情应该给汤若望带来好运，结果是并没有带来好运，反而加重了他的刑法，由绞刑变成了最残酷的凌迟。

汤若望（来源：资料图）

　　明末清初这些传教士他们在中国主要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为了传教还学习中国的汉语，把中国的文化往西方介绍，把西方的文化往中国来介绍，这起了一个交流的作用。

　　汤若望，德国人，明末清初活跃在北京政治舞台上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先后在明朝和清朝的钦天监任职，顺治皇帝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因其所制历法遭到朝中保守大臣的反对，遭诬陷而下狱致死。康熙亲政后重新审理了此案，为汤若望平了反，通过汤若望这个冤案，我们可以窥见清朝初年朝政的跌宕起伏。

　　●传教士在京●

　　■在众多的来华耶稣会教士中，以利玛窦和汤若望最为著名

　　■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制造天文系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北京的活动。元朝时，中国的丝绸、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发明都传到了西方，西方的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但为数不多，如马可·波罗。明朝嘉靖三十一年开始，一直到清初耶稣会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但规模也不大，几十号人。他们这些人用劝说和教义来教诲人们，扩散其影响。在众多的来华耶稣会教士中，以利玛窦和汤若望最为著名。

　　利玛窦是明末清初来中国的第一个有名的传教士，这个人加入耶稣会后曾接受东方传教的培训，对中国儒学有所了解。来到中国后，他把传教和儒学相结合，谓之“合儒”，尽量地中国化。他了解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为了博得他们的信任，他用十五年的时间钻研儒家经典。他精通汉语，一面教学，一面传教，利用他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已具备的汉文化修养结交权贵，像万历皇帝，宰相叶向高、徐光启，大臣李之藻、袁宏道，都是他的好朋友。这个人死后葬在了北京，现在在北京市委党校里边有很多传教士的墓地，其中他是第一个。

　　利玛窦他们当时耶稣教会为什么往这儿来呢？因为《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游记当中写中国如何如何富裕，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看美国一样，去了都能捡黄金。这个书在西方影响很大，所以这些人由于对财富的觊觎，对传教，对扩大教会势力的渴望到了中国，利玛窦是第一批人。

　　汤若望这个人出生于德国科隆的贵族之家，性格比较活跃，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被保送罗马的日耳曼学院，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1619年受耶稣会派遣在法国神甫金尼阁的带领下到达澳门，明朝天启二年进入广东，同年12月25日到达北京，1630年再次进京，继任已故教士邓玉函之职，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制造天文系，在中国生活了47年。这个人就基本上把一生都献给了传教事业，都在中国活动。

　　汤若望精通天文历算，他以对月食的准确测算赢得了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当时中国历法已经不太精确了，经常出错。

　　明朝末年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就是修订历法的一个机构。徐光启做过宰相，这个人比较开明，他因看到了西方科技的进步，比中国先进，所以他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学习，采用西洋新法推算中国的历法效果很好，这样徐光启对西方传教士更加信任。

　　到了崇祯七年，《崇祯历法》137卷修成。崇祯十六年，皇帝下诏，把《崇祯历书》改称为《大统历法》，准备实行，但还没等到颁行，明朝就灭亡了。

　　汤若望利用修订历法博得了朝中大臣以及皇帝的信任，还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写了《远镜说》，《远镜说》就是对望远镜的一些原理进行了介绍。

　　在明末战事频繁，后来明军越来越处于劣势，所以朝中大臣就想在火器上有所突破。汤若望就帮助明朝用西方的办法督造战炮，他口述了有关制造大炮的相关技术，由焦勖等人整理编成了《火攻挈要》两卷和《火攻秘要》一卷。崇祯九年时候，汤若望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造了大炮20多门，这个大炮威力很大，在和满族在东北打仗的时候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历史进入到清朝初年，当时1644年，清兵进入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命令内城的居民三天之内要搬出，汤若望给多尔衮写了一个折子，他说：“为了保护教堂和天文仪器以及图书资料的安全，请求仍在原居地居住。”同时他把自己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做了简要的介绍，第二天他的奏请得到了恩准。

　　●与顺帝关系●

　　■修订《时宪历》，在全国实施，并担任天文台台长

　　■两年之间，顺治皇帝亲自登门造访了24次

　　随后汤若望数次奉诏入宫，他对皇帝和摄政王说《新历法》的优点，并呈现了望远镜、浑天仪、地平晷这些天文仪器。当时满族人刚到北京，都没见过这些，觉得特别好玩，好奇。而且汤若望用西洋的新法准确地预测了顺治元年即1644年农历八月初一的日食。摄政王一看，果然不错，就让他把《崇祯历法》再改一改，汤若望就奉命对《崇祯历法》进行修订，将原来的修历法137卷修订改成103卷，连同新编的一些新历本呈现给清政府。多尔衮被他说服后，清廷下令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撰的新历定名为《时宪历》，在全国实施。

　　顺治七年的时候，清政府给传教士赐了一块地，汤若望在宣武门天主教堂旁重建一个新的教堂，并对原由利玛窦所建的天主教堂进行扩建，如此，把宣武门这个教堂变成北京城内最大的一个教堂，后称南堂。这个南堂也是汤若望等神甫的居住地，他们平常就住在这儿。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在现在建国门有一个天文台，现在还有这地方，叫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大概有50多个人，汤若望是其中主要的负责人，用现在话来说他担任台长，当时叫钦天监的监正。

　　汤若望用历法，用天文仪器这些先进的东西赢得了朝中大臣的信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冬，他成为顺治皇帝的一个好朋友，和顺治皇帝建立了一种十分紧密的私人关系。当时年轻的顺治皇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者，爷爷），这个“玛法”可以随时进宫去见皇帝。而且顺治皇帝也多次亲临汤若望的居住地与之畅谈，求教西方的历法，这个事在汤若望有一本书叫《修历纪事》有记载。仅顺治十三年、十四年两年之间，顺治皇帝就亲自登门造访了24次。汤若望很受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这使年轻的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顺治帝当时比较年轻，他求知的渴望很强，再加上朝中大权由摄政王来控制着，我想可能他内心比较空虚，对西方比较好奇，所以经常到汤若望这儿来。

　　汤若望之所以和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大臣套近乎，他的目的当然是争取这些人的支持，最终目的是传教。所以从这一时期，顺治帝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中可以窥见他的影响，汤若望对他的影响。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不断升级，对汤若望传播的西方宗教和西方的学问表示出明显的好感。到顺治十年，顺治帝亲赐汤若望“通玄教师”这么一个荣誉称号，并颁发诏令褒奖汤若望，现在话就是口头表扬一番。顺治十四年，又亲赐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南堂，他们天主教堂搞了一个碑文，由顺治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