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谈国民党战败：将领贪污无能非主因-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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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国军将领中“贪污无能”的情事，诚然有之，但是这是一种组织不够条件的现象，不是败坏大局的原因。穷究其极，还是国家缺乏适当的资源去支持三百多个师，因之不能避免采取包办制。我任少尉至少校的一阶段月薪一再调整，总不外值美金三元五元，只是在南京时，同公务员待遇，不时尚发得食米五斗、布料一段，有时甚至香烟一条、酱油若干（各人自备瓶领取）而已。其在野战军里实等于无给制。高级将领既要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又要周济家人贫病的部下，不能不控制一部分的钱财物资。可是假公为私之门一开，即无法区分贪污与不贪污。及至内战的尾段，中枢以飞机将钞票运至前方，报载前方将领又以飞机载运回后方购买物资，甚可能实有其事，当日物价三日五日大涨，除此之外无从保存纸币之购买力。

晚年黄仁宇

“黄，你们在打什么？”

　　我们留美的一年之内，当初出国时所憧憬着一个未来中国的富强康乐之景象，已经烟散云消。在这一年之内太平洋西岸中国的内战已全面展开。马歇尔被召回国。美国从此对中国采取不与闻政策。白修德的书也在此年之内销售四十五万册，内中将中国说得无一是处而尤以攻击国民政府及国军时为盛。国军占领延安的消息传来，各家电影公司早已将当地情景摄为新闻短片，在正片之前演放。内中只看出一连串的窑洞，总之就是一片赤贫。参谋大学的美国同学有时也根据这些情节逼问：“黄，你们在打什么？”

　　我也希望有人能给我一个答案。

　　新年之前学校休假两星期，我趁着这机会游历东部。出入火车时听着其他旅客唱说：“中国军队来了！”其声调之中已带着讥讽成分。也正在这时候北京的一位女大学生传说被美军奸污，国内各城市展开一片反美风潮，这倒增加了华盛顿将美军全部撤出的凭借。

　　然而美国之言论自由，也并不是完全由各人自叙衷曲。其实媒体以商业方式经营总离不了生意经，尤其重要的报道必根据潜在的群众的意向为依归。有时宁可把白的说得更白，黑的说得愈黑，不能违背潮流。一般的美国人以为美国介入第二次大战旨在“拯救中国”，可是到头无一好处，而战后之中国仍是西方之赘疣，不免厌恶，只望政府勿再卷入国共冲突之漩涡。以后杜鲁门作回忆录就提出此中关键。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也包括了不少各人本身意向不同的打算。比如说我因朋友介绍在华盛顿晤见了一位政治意识浓厚之人士，他自己对美国的内政主张前进左倾，因之也对中共同情。后来提到北京美军的案件他问我意向如何，我只说希望此事不致动摇美国援助中国战后复兴的大前提。他就两眼对我直视然后发问：“假使你的姊妹给人糟蹋，你也会同样的置之不闻不问？”

　　这期间的种族成见仍未如今日之一般地破除。各界如提及中国内战就有人解释总是有色人种不知如何治理自己之故。纵使参大教课无人如此直说，私人谈吐间这种意见已见诸言表，只是他们稍留情面，在我们中国学员面前保持五至十英尺的距离而已。我们人事系里有一位英军中校曾服务于印度（此时印度正要求独立），他眼下的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黑人出于同一范畴，总之就是需人管制。

　　倒只有参大校长哲乐中将毫无如是的观念。“哦，内战。”他曾在一次接待会里说起。“内战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地方？只因国民爱国心长才有内战！瞧我的祖父这一代，他的兄弟堂兄弟一起参加，有的在南方军，有的在北方军……”

　　可是哲乐将军没有想及美国的南北战争距此已近百年，其经历已写成一段史诗。战胜的像葛兰特（Grant）和薛曼（Sherman）及薛里顿（Sheridan）等固然是功勋炳烈，至今各人铜像尚植立于雷温乌兹要塞内各处，即失败的也虽败犹荣。如李将军（Lee）和杰克逊（Jackson）等已是万人崇拜的偶像，即如西尔（Hill）及史都华（Stuart）也仍是流风遗韵尚在，是史书中罗曼蒂克色彩浓厚的人物。只有我们的内战说来无非军人逞凶人民涂炭。我们穿着制服即在国外被人瞧不起，回国之后所有的薪给不足以成家立业，还在被人唾弃。遇到前方归来的同事所述更为寒心：“他妈的，老子们在前线拼命，有的人已经打死了，报升一个团长，还说年资不足被批驳回来。你们倒在后方反饥饿反内战干的鸟劲！”

　　即是至今已近半个世纪，40年代的内战仍是一个令人情绪激动的题目。因为这一串事情之发生，影响及于我自己大半的生涯，（我们这一代又何人不如此？）我曾对之经过多度的思量与扪心自问。虽然也衷心冲突，前后观感不同，却自始至终从未以为内战之展开总不外两方意气用事，领导人物只为自己权势打算。要是果真如此则所有的好人全部袖手旁观，中国的国事一直被人垄断操纵，以致误入迷途，一错再错，就四十多年。总之人类的纪录中没有这样简单而又不合理之“历史”。

　　曾任《纽约时报》的编辑兼通讯员沙利斯百里（HarrisonSalisbury）曾经说过中国像一颗洋葱，剥去一层皮尚有一层。亦即背景之后又有背景。所以只据表面上发生的事情评判，多不中肯。而尤以各人人身经历所作的报道，最易为局部的视界束缚，也更容易为感情作用蒙蔽。体制改变的转机

　　中国自1941年至1991年有了很大的转变，只举一个例：今日台湾的对外贸易与外汇存底都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即大陆之输出入也近于每年千亿美元之数，这同是五十年前不能想像之事。可见得前后之间两方体制都已经过重要的转变。抗战与内战本身不能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却安排了体制改变的转机。只有事后看来，我们才能觉悟到变更的幅度之大。从一个“开祠堂门打屁股”的社会进而为一个“十年之内国民生产总值又翻一番”的社会，犹如一只走兽之化为飞禽，此中不能避免蜕变之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