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抗战军兴，国民党将监狱中的陈独秀释放。已是花甲之年的陈独秀偕夫人潘兰珍随避难的人群西迁，由南京到武汉，由武汉到重庆，8月3日来到抗战大后方——“陪都”重庆的近郊江津。

　　陈独秀到江津不久，便在邓蟾秋等的引荐下找到了相对较为静雅的寓所——鹤山坪石墙院。长期的监狱生活，损害了陈独秀的健康，他肠胃病、高血压和心脏病日趋严重。但在江津，使他最为艰难的还不是这些疾病和贫困，而是他政治上的孤独，精神上的寂寞。

　　虽然如此，江津人民并没有抛弃陈独秀。“三邓”就是陈独秀晚年在江津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一是邓仲纯，皖籍人，曾留学日本学医，在江津开有“延年医院”。他常常去石墙院见陈独秀，一是给他看病，一是陪他聊天。二是邓蟾秋和他的侄儿邓燮康。邓家是江津的名门望族，资产甚丰。邓蟾秋是江津农工银行的董事。邓燮康1929年前曾就读上海复旦大学，参加C·Y(共青团)，深受《新青年》的影响，对陈独秀十分仰慕，他当时是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大股东。邓氏叔侄很开明，喜欢办公益事业，先后捐资在重庆创办了“蟾秋图书馆”等。

　　陈独秀是“下江人”，深感重庆夏天酷暑难忍。1940年9月中旬，邓蟾秋和他弟弟聚奎中学董事主任邓缡仙及其侄儿邓燮康第三次邀请陈独秀到江津白沙镇的黑石山附近松林坡住所避暑疗养。这里依山傍水，绿树成荫，风景秀丽，空气清爽，早在1939年夏和1940年8月陈独秀就应邀二次来此避暑。这次又应邀请，在白沙邓氏旧居住上两个多月。

　　说来真巧，这年8月正是邓蟾秋70华诞。本来，邓蟾秋生于1871年，其70大寿应在1941年，而非1940年，此年他仅69岁，虚岁才70岁，但四川的习俗是祝九不祝十，办满十酒是以虚岁为准，都得提前一年办。这年，也是聚奎学校60周年校庆。聚奎学校与邓家有着不解之缘。最早是邓家所开，叫聚奎书院。邓蟾秋是聚奎书院创办人邓石泉的第五个儿子，也是聚奎书院堂长邓鹤翔之弟，后来书院改聚奎学堂，改为公办，邓家仍捐赠大量办学资金，邓家为聚奎中学堂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邓家人仍执掌着聚奎中学堂董事会主任之职。聚奎中学堂的喜事，这当然也就是邓家的喜事。60校庆和70华诞同办，岂不双喜临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