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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最近,我回到家乡贵阳,向一些人问起:既然全国各地都已复建不少旧时代的建筑,其中许多远没有贵阳纪念塔般的真正历史价值;既然全国有不少出版物,从历史书到电视剧,已经开始恢复被掩盖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军队抗日真相,为什么贵阳市不能复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塔”呢?我得到的回答是:102师师长是一个被共产党镇压的敌人、一个“反共分子”,所以,政府不能复建这座纪念塔!

  我不禁愕然:“敌人”?一个人?那么,二万人呢?党派?那么,民族呢?政府?那么,历史呢?这里有连串的混乱,巨大的混乱!我不禁想起,前几天一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对我说:国人的历史观,需要彻底反思!

贵阳纪纪念塔图(来源:资料图)

   国人的历史观,确实需要彻底的反思,尤其在这个新的时代

  “纪念塔”是贵阳市内一个老地名,现在不但还在使用,而且是几条大道交叉的繁华之地。但是,有点奇怪的是,今天的贵阳人,来往此地一千遍,都没有看见半点“纪念塔”的影子,也根本不知道这个地名的来历,竟然从来没有想到要打听打听:塔在哪儿?纪念谁?

  现在为数不多的80岁以上的“老贵阳”却都知道,这个地名的诞生,是同中华民族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连在一起的——这个路口,确实曾经耸立着一座纪念塔,一座应该永远屹立的纪念塔!

  那就是“国民革命军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贵州的黔军第二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02师”,立即参加了“8·13淞沪会战”,后又参加惨烈的“徐州会战”、“南昌会战”以及三次“长沙会战”,前后战死沙场的官兵,竟达两万之众!受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追抚表彰的烈士,就有团长陈蕴瑜、营长曹文杰、兵站长柏宪章等人。

  1941年,在第二次长沙会战胜利后,师长柏辉章在湘北湘阴,为历次战役阵亡官兵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贵阳各界人士和阵亡将士亲属为了告慰烈士英灵,纷纷要求在省会贵阳建立一座纪念塔。经102师报请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批准,一座刻有102师作战事迹和烈士姓名的“纪念塔”,1941年底在贵阳市大南门外新华路尽头动工兴建,1942年4月落成。

  1952年,这座怀念贵州抗战烈士的纪念塔,在路面拓宽工程中被拆除,至今没有复建——尽管每一个贵阳人都熟悉了这个地名!

  最近,我回到家乡贵阳,向一些人问起:既然全国各地都已复建不少旧时代的建筑,其中许多远没有贵阳纪念塔般的真正历史价值;既然全国有不少出版物,从历史书到电视剧,已经开始恢复被掩盖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军队抗日真相,为什么贵阳市不能复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塔”呢?我得到的回答是:102师师长是一个被共产党镇压的敌人、一个“反共分子”,所以,政府不能复建这座纪念塔!

  我不禁愕然:“敌人”?一个人?那么,二万人呢?党派?那么,民族呢?政府?那么,历史呢?这里有连串的混乱,巨大的混乱!我不禁想起,前几天一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对我说:国人的历史观,需要彻底反思!

  在此,我且说几件这几年的国外见闻,看看能否引起一点反思:

  其一,2003年,我在芬兰开会时,曾参观首都赫尔辛基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那广场被当地百姓戏称为“福音对律法、智慧对愚蠢”,因为它的四边分别是大教堂、大法院、赫尔辛基大学、芬兰政府大厦,可见它的地位,堪比天安门广场在中国的地位。广场上只有一座十分显眼的铜像:高高的基座上,站着一位威风凛凛的统帅。我趋前拼读基座上的铭文,发现是那位强占了大片中国领土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遂忍不住问芬兰主人:你们为什么要保留你们的敌人的塑像呢?沙皇不是征服又统治了你们的祖国吗?

  令我惊愕的是主人的惊愕——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敌人”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不该抹煞的!

  芬兰人“不爱国”吗?非也!你去看看他们引为自豪的西贝柳斯(我也去看了他那不在市中心的塑像,真是令人难忘),你去听听他的《芬兰颂》(其中的爱国激情之感人,令我明知家里有那张CD,还要在芬兰买一张)!

  赫尔辛基市内还有一座塑像,同样对中国人富有教益:在游人如织的中央公园大门口,耸立着一位文人的铜像。我问是谁,答曰一位瑞典诗人。我问为何不立芬兰诗人的像,答曰这位是最好的诗人——因为在瑞典统治芬兰的时代,文学语言不是芬兰语,而是瑞典语,那么,写得最好的,当然是瑞典人了!

  其二,去年,我和妻子到德国汉堡开会。那座城市在“二战”时被英国空军炸得很惨,主人带我们去参观著名的大教堂废墟。废墟的地下室陈列着一些照片,显示出英军轰炸后汉堡的废墟和市民的凄惨。然而,就在同一个展室中,还陈列着另一些图片,显示的是德国空军轰炸后英国城市考文垂的废墟和市民的凄惨!最令人感动的是:大教堂门口用两根巨大的铁钉拼成了一个十字架,一根铁钉取自汉堡的大教堂废墟,另一根取自考文垂的大教堂废墟,下边的铭文不是要人们记住敌人的罪恶、自己的仇恨,而是这样写着:“求上帝饶恕我们大家!”

  这让我想起,2005年我和妻子在英国第二大城伯明翰,参加了民众庆祝战胜德国60周年的活动。活动有自发的音乐、舞蹈、游戏、闲聊,气氛欢乐而平和,尽管有几件作为文物的旧武器放在人来人往的小商店旁边,但整个活动从头到尾嗅不出一星半点反德的气味。

  我想,欧洲各国人民,从几百年间冤冤相报的“世仇”,到今日消除边界统一货币的兄弟,这个巨大的转变,正是源于历史观的转变。

  其三,提起英国,还可以从“对敌人”的历史观说到“对自己”的历史观:

  举世闻名的伦敦西敏寺,几乎堪称英国的天安门,因为国王的登基大典在其中举行,当今的伊丽莎白二世,就是在那里戴上王冠登上宝座的。众所周知,里面还安葬着许许多多历史名人,包括牛顿、狄更斯等等。

  我第一次参观就感到惊讶的是:那个地方“对自己”、“对敌人”一视同仁——不但大门上边一字排开的人物浮雕所纪念的殉道者们,多半出自曾与“英国国教”相敌对的各个教派(其中甚至有一位中国苗族农民),而且大门里边一具挨一具带死者浮雕的棺椁里的国王和政治家,也有不少曾经互为死敌者(例如玛丽女王和伊丽莎白一世)——要知道,这些浮雕棺椁多半是在死者逝去不久,政治敌对并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安放的。

  在同样举世闻名的伦敦蜡像馆,中国游客都知道,展现了英国历史闪亮的一面: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伊丽莎白一世到威灵顿公爵,从莎士比亚到戴安娜公主,还有众多的球星歌星影星,闪闪发光。但是,我想,中国游客都应该多走几步,走到这同一座蜡像馆的地下室去,那里展现的,全都是英国历史阴暗的一面:野蛮残酷、罪犯恶人——从英军烧死法国女英雄贞德的逼真情景,到英国城市昏暗街道边的褴褛乞丐;从一些冤案和血腥的案件,到一些酷刑和黑暗的监狱……他们对本国本族罪恶的这种态度,从以下两件事也可见一斑:在北方名城爱丁堡的导游图上,我看到标有一个黑死病人聚集点,问主人为什么那地方值得一游,答案是,当年人们害怕传染,竟然让那上百人被水火吞没而不救援!还有一次在老百姓卖旧货时,我看到一本五颜六色、图画生动的儿童读物,买回来一看,内容全是揭露他们自己国家的罪过,标题就叫ABloodyHistoryofBritain(《血腥的英国史》),那可是他们自家孩子的历史课外读物啊!

  其四,承认罪过是避免罪过的前提,个人是如此,民族或国家也是如此。

  去年9月,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会,偶见地图上有一处American·JapaneseMemorial(美国-日本纪念公园),就在最大的交通枢纽(联邦火车站)广场前边不远。跑去一看,是站前大道旁一些纪念碑似的花岗岩,刻了许多铭文。有一连串巨石,每块刻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的名字,还有一块刻着纪念的事由: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空军损失惨重;美国本土离珍珠港最近的西海岸居住着大量日本人,当局恐其通敌,遂将他们迁移到中部那些村落去,并划定了很大一片不得离开的活动区域。铭文写道:“尽管当时规定他们可以带走任何东西,但是,他们无法带走田地和经营的事业。”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但在1980年代有人提出,当时这样对待日本人不公平。于是,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举一反三,名曰“公平对待所有民族法案”。里根总统在签署法案时说的一句话,用最大的字体刻在好几块巨石上:“我们承认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犯了罪过。我们在此宣告,要在此法律之下,致力于公平对待所有民族。”

  其五,既不抹煞历史,又不缺乏自责的又一个例证,是去年7月在汉堡看到的另一处城市景观。我在汉堡大学斜对面看见一座浮雕:一队德国士兵雄纠纠气昂昂地扛枪行进,上面刻着一行大字:“我们可以死,德国不能死!”我问德国主人说:“这很像纳粹党的口号,为什么没有被拆除呢?”主人说:“别急,再走几步看看!”我走了几步,果然,浮雕旁边有另一组现代雕塑:一个巨大的纳粹党党徽从高处掉下,砸在几个人体身上,坚硬的钢铁扎进人的肉体,那几个人的痛苦扭曲和绝望挣扎令人震撼!主人解释说:二战结束时,有一派人主张拆除纳粹浮雕,更多的人主张保留纳粹时代的历史真相,同时向后代说明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于是就有了这新旧雕塑的并存。

  讲了这几件亲身见闻,我最后想讲一件最近读到的同“纪念塔”有关的事情,而且这涉及本文开头提到的日本。我相信这对我们反思“国人的历史观”,也会有所启发。

  19世纪中叶,中国国门被西方炮舰逐步打开的时期,日本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美国要求闭关锁国的日本政府答复,对遇到海难的美国船员给予帮助(而非杀害),同需要买煤的美国商船进行买卖(进而通商)。日本政府不理不睬,美国遂以武力威胁,派遣炮舰,由佩里将军率领,到日本登陆,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门户开放条约。

  不必说,中国国民对本国的类似经历,从来只有一种理解,所以,必然对日本的下述做法感到惊奇:他们在美军登陆之处修建了一座纪念公园,命名“佩里公园”!在里面为佩里修建了一座纪念塔,由首相为其基座题词!还每年在公园举行纪念仪式,称为“开国祭”!一句话,当我们把类似的经历仅仅视为耻辱之时,他们却把门户开放视为大好事,视为日本走向现代社会的开端,并为此建立“纪念塔”。

  几十年后的甲午之战,日本以较弱的海军打败清军,其中原因,难道没有这种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历史观?

  国人的历史观,确实需要彻底的反思,尤其在这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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