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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戊戌变法的事,百年以来都是个热门话题,不过疑点重重,“说也说不清楚”。我也对它有兴趣,但只是粗略知道一点故事,大而厚的资料也无力去读。前几年得到一册姜鸣的《天公不语对棋局》,此书出版于2006年,是一本关于“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的论文集,谈得深入浅出,如写游记,又如讲故事,但不是“戏说”,总是言之有据。这书里就有一文专门揭示,康有为的所谓“公车上书”原是莫须有的事情。康说他组织一批举人上书,由他执笔,写好上奏皇帝。但是,在哪里聚会,哪里上奏,都说不清。这事件也没有任何证据材料,只由康有为一人说了又说。姜鸣说,“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姜鸣的结论是:这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后来梁启超也说他自己的《戊戌政变记》一书“不免将真迹放大”,其实还远不止“放大”。康有为还有一个大谎言,就是所谓的“衣带诏”,意思是说,在光绪皇帝以为自身危机时,曾有绝密的诏书,交康有为带出,与变法的重要人物杨锐、谭嗣同等人商量对策。姜鸣考证,绝无此事。所谓“衣带诏”是有的,但是是在会见杨锐时写给杨锐的,上面有“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等语,那个“尔”就是指杨锐。其中并未提康有为的名字。后来康有为自己说,他是受此“衣带诏”的人。戊戌变法后,他以为诏书上提到的人都已死去,死无对证。但是想不到的是,杨锐被杀后,他的儿子杨庆昶扶柩回四川时,将诏书缝到四川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老家,后来又拿出来。皇帝的手书,是铁证,伪造不了。于是,“衣带诏”之事乃大白于天下。我记得年轻时读过康有为的诗,有句云“孤臣辜负衣带诏,碧海青天夜夜心”,使我深受感动。现在想来,也是被骗了。

  我看到谈康有为事最细致而有味的,要数台湾学者高阳在《两朝帝师翁同龢》一书里所说。当时康有为地位很低,对宫中之事尚不熟悉,朝廷规矩也未弄懂,所以在《自编年谱》里就常“信口开河”,大撒其谎,令人失笑。如康说:“上(即皇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高阳说:康有为都不知道翁同龢是每天可以见到皇帝的,如有密诏,对面可语,干嘛要夹到点心里?如要夹入点心,那要到厨房下手脚,不是更麻烦得多?此实可笑也。

  但是,康有为是发动变法的人,当自有他的贡献。这话也不错。只是,这贡献一直被夸大。研究戊戌变法的专家茅海建就指出康有为自编年谱颇多编造,要读它“须得处处小心”。一个人的自编年谱使后世学者这样看待,真是难堪。后来有研究者说,就是当时在革新派里或者在守旧派里,康有为的理论影响也都极有限。他的学术地位、声望、修养都难胜任学界领袖的地位。

  那么,在如此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里,总该有一位领导者或领袖吧?在戊戌变法中,他该是谁呢?以前人们甚至把戊戌变法称为“康梁变法”,现在被否定了。谁该是领袖?翁同龢?他在变法一开始就被革职返乡了。谭嗣同?地位和实力都不够。好像变法派里就没人了。这不合情理。最近读余音著《百年黄昏》,这是一本关于戊戌变法的专著。此书写得深入浅出,极为有趣。但资料很多,每有说,必引证。当然也不是说此著就是权威定论。这书里有一章题为《究竟谁是变法的领袖》,反掉康、梁以后,说“光绪才是唯一真正的领袖”。其理由是:有变法的思想基础,不愿做亡国之君;具有一套变法理论,干起来不守成规;有变法的魄力和决心,敢于大干。建立了京师大学堂,就是以后的北京大学,此即是大大一件成就。当然,他缺少执政的能力,没有相应的势力和人才,而且有些乱干,比如诏书一日下达几十种,弄得上下乱哄哄。而以慈禧为首的反对派则有真刀真枪和权势。所以光绪很快失败了。我想,以如此无力的领袖来领导一次变法,也只能如此,否则,轻易成功了,倒是怪事。学者杨天石论文集《晚清史事》中有一文《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其结论是“罢免翁同龢出于光绪皇帝本意”。因为后来的翁同龢屡次与光绪帝意见相左,且与之对抗,光绪就不能容忍,按说,翁是光绪的师傅,也是铁杆支持者。但是在变法问题上相左,就不能容忍。杨天石引的这一则材料是张謇的儿子张孝若说的,张謇是翁的弟子,回乡后仍多联系,所言应当是比较可靠。平常我们都以为处理翁同龢是慈禧所逼,或是故意做给慈禧看的让步之举。其实不是。这也证明:缺少经验和实力的光绪皇帝是这次夭折变法的真正领袖。余音这本《百年黄昏》的副题是“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我想,也许我们看到了那个“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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